教师自述现行教育难单纯：职业操守遭红包淹没
送礼之风给学校、老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CFP供图
00后学生有个性、敢直言 CFP供图
教师节一束鲜花更能代表对老师的敬意 CFP供图
检查评比过多，让学校、老师疲于应付 资料图片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家长在送不送礼物、送什么礼物、送多少之间反复思量，给很多有职业操守的老师造成了巨大压力。但现代快报记者一番调查下来发现，当代教育之惑不只是“红包之痛”——教育行政化、考核评比压力大；年轻老师收入低、职称晋升要排队；当90后老师遭遇80后家长、00后学生，“师道尊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现代快报记者 陶魏斌 毛丽萍 毕良宇 杨露 陈彦琳
见习记者 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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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师生如何共处？
当90后老师遭遇思想多元的80后家长、个性飞扬的00后学生，一场“独对独”、“独带独”的心理压力测试考验着他们的神经……
90后老师遭遇80后家长、00后学生
在走进校长办公室的那一刻，刘晶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一场“弹劾”风波。
周校长在寒暄之后，委婉地说：“在以后的工作中，可能要多注意孩子的情绪，也要多和家长交流。”
虽然最后校长还是让她继续担任班主任工作，但刘晶知道，自己已经领到了一张“黄牌”，这张黄牌正是自己所教的孩子们和家长给的。
刘晶是个“90后”，2013年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进入南京雨花台区某小学当老师。走出校长办公室，刘晶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哭了，“主要是委屈，我觉得我对班上的孩子都尽心尽责，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
没去过中东的老师，被孩子直指“没文化”
一个极具话题的现象是，现在的教师队伍中，年轻老师主要是“90后”，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坐在教室里的“00后”和双倍数量的“80后”家长。
说起“00后”，很多老师都有哭笑不得的经历。
穿什么，他们会评价，弄不好，还给起个绰号。“跟他们打交道，啥都要懂，游戏、心理学、漫画等，不然就会被他们嫌弃、嘲笑。”南京某小学的汤老师笑言，跟现在的孩子们在一起，压力大，“只要他们认为老师错了，就会毫不留情地指出，甚至直言你没文化。”
新城中学一名地理老师就不幸“享受”了这种待遇，当时他讲了一个中东国家的风俗，结果一名男生当场站起来称老师没出过国，完全不懂当地的风土人情，只会照书讲课，结果整个教室哗然。
原来，这个孩子平时大人经常会带着他出国旅游、看音乐会、看话剧，见多识广，无论是阅历、知识面还是英语水平都高出一般同学。
南京河西一小学六年级学生李正说起学习成绩时，也有自己的一套：“古往今来学习不好的人很多，但并没有看到哪个人去扫大马路了，再看看外国的像乔布斯、比尔·盖茨等，这些成功的人成绩没多好啊。”
这种学生在学校不是另类，也不是个体。00后能轻易接触到电脑、手机、iPad，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各类信息，视野更开阔。
家长的想法更多元，成绩不是唯一标准
“我觉得孩子的成绩是第二位的，我希望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赵静是80后，就职于南京某会计事务所，她的儿子现在读小学六年级，在过去的五年里，她从来没有给孩子报过一个辅导班、买过一本教辅书。
“有一次孩子回来说，因为作业问题，老师在课堂上严厉批评了他，孩子回到家整个人都耷拉着，我就觉得很生气，给老师打电话，告诉老师，当众批评孩子是非常伤害孩子自尊的行为，他必须向孩子道歉。”
这事后来不了了之，但是赵静始终觉得学校老师的观念要改改了。
调查中，城东一小学的老师也讲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次英语听写以后，她在家长群里提醒几位默写不好的学生下次要重视。“没想到，刚发上去，就有家长很严肃地提出，这样有损孩子的面子，让我马上撤掉。”
显然，进入“独带独”时代，80后家长学历普遍较高，对孩子教育常有自己的见解。也有人认为，80后的年轻父母，他们的生长环境更好，匮乏感较弱，同时，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也与传统不同，教育理念日趋多元。
压力大收入低，评定职称要排队
有两年教龄的安贞是南京一所重点小学的数学老师。
安贞是个90后，她坦言，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有一段为时不短的低潮期。 “压力很大。自己在大学学习的东西不适用于这些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在教学上也有明显的欠缺和不足，非常自责。”
“不少老师都受到过来自学生的挑战。不少家长觉得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就都会说要去找校长、找教育局投诉。”安贞说。
不过，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也对一些年轻教师的抗压力有不同的意见。“年轻老师往往受不得委屈，我记得刚开学那阵子，7个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有5个来向我说不想干了。”南京某知名小学分校的校长说。
除了来自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外，也要面临生活的压力，原因是教师的待遇往往是与职称和教龄挂钩的。
以安贞为例，今年已经是工作的第三年了，但是她每月的工资拿到手只有三千左右，一年七七八八加起来，大概年收入只有五万。
评上中级职称能拿到4000元左右。“学校里职称名额太少了，即便满足了条件，也要排队等好多年。”说到这儿，安贞的语气暗淡下来。
（文中教师及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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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制造了红包之痛？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家长在送不送礼物、送什么礼物、送多少之间反复思量，给很多有职业操守的老师造成了巨大压力。
她是老师，也给女儿老师送礼了
她是老师，也给女儿老师送礼了。
邱微（化名）仍然记得在教师节那天给女儿的幼儿园老师送出第一个红包的情景。4年过去了，她难忘送出红包，走出幼儿园老师办公室的那个晴天，太阳晒得人脸上“火辣辣”的。
在她这么多年兢兢业业的教师生涯里，给同行送红包被她视作人生的第一个污点，这“辱没了自己的教师身份”。
送出这个红包之前，逢年过节，她都和其他家庭成员就要不要给孩子老师送红包的问题产生争执，这样的拉锯战打了2年。
最终还是以邱微的妥协告终。
被孩子奶奶成功“洗脑”了
“琪琪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奶奶跟别的家长闲聊得知，大家逢年过节都会给老师送红包，我刚下班回家，琪琪奶奶就严肃地拉着我问我送了红包没有。”
经过一番询问，她才得知，原来孩子奶奶听邻居说有一个家长给老师送红包后，老师开始对孩子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没送红包前，老师对孩子态度不好，小孩子调皮，老师就会大声吼小孩，家长送了红包后才开始对小孩处处关照，班上只要有锻炼小孩的机会、有什么节目演出，评奖都少不了她。”
作为一名教师，邱微本身并不愿意让孩子为各种获奖证书所累。
可实际情况是，这些获奖证书在孩子将来择校时可以派上用场。“如果不是辖区内，每个学校都是择优录取，孩子就算多才多艺，可是面试时无法在短时间内展示出来，各种获奖证书更有说服力。”
听了孩子奶奶这番话，邱微不淡定了。
晚上和丈夫讨论送红包的事情，在邱微拿自己的职业现身说法后，夫妻二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绝不助长这种不良风气。让她意外的是，达成的一致意见却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班后彻底产生分歧。邱微分析丈夫是“被孩子奶奶成功洗脑了”。
攀比、不信任，家长助推红包之风
夫妻二人一度开始了冷战。
一边是孩子的未来，一边是自己的职业操守，母亲和教师的双重身份让邱微两边为难。一夜辗转反侧之后，终于下了妥协的决定——要给老师送红包。
她回忆第一次送红包的情景时仍觉得难堪不已：“当时那个老师表现得很客气，说都是同行，还搞得这么客气。后来我放在桌上就走了，我觉得当时气氛很尴尬。”
这些年来，邱微见过不少善于讨好老师的家长。
“有一次琪琪数学老师病了，我去琪琪学校代课一个月，那时邻班的一个家长，家里是开餐厅的，每天放学接小孩时，等办公室其他老师走得差不多了，会提上两盒菜放在老师的桌子上，每天不重样，家长每天这样做，老师也习惯了；得知老师生病了或者哪里不舒服，去国外旅游时还不忘给老师带点进口药。”
在邱微心里，作为一个教师，收红包肯定是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
身为一个家长，她也对送红包有切身体会：“每到过节时都很矛盾，送还是不送？送多少？别人都送你不送老师会不会对小孩不好？会不会不管小孩、不重视小孩？”
“送红包的风气始作俑者都是家长们惯的。家长的攀比心理作祟，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落后于人，再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或者有求于人时就会想这招。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们开始对老师不信任了，觉得不给老师送红包，老师就不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边纠结、厌恶，一边送礼
事实上，很多老师对收礼行为是厌恶的。而一些家长，一边在给老师送礼，另一边又对老师收礼的行为多有鄙视，大有敢怒不敢言的态度。
“说到底，这还是教育体制和培养目标的问题。”江苏省社会学会理事、社会学专家吴亦明说，给教师送红包现象愈演愈烈跟家长自身存在很大的关系，有些家长希望通过送红包让自家的孩子得到优待，而这种行为本身，也给一些本身不想送红包的家长很大的压力。迫于一种大的趋势，还使原本没有送红包的家长也开始想要给老师送红包。
吴亦明认为，家长应当清楚自己想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标去对教师和孩子附加太多要求。
（文中教师及学生均为化名）
3
教育为何不能单纯点？
一个学期一般20周左右，各种检查、评比加起来恐怕有将近10次；一个暑假，老师会面临省市区校四个层级的培训……
检查评比过多，学校老师压力山大
王强（化名）是南京新街口一所小学的校长，主要工作除了管理学校的教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应对各种检查和活动。
“有精神文明工作的检查、安全部门的检查、环保部门的检查，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和单项评比，如共青团的活动，法制办、廉政文化等评比。”
这些还不算教育部门的常规教学检查工作。“一个学期一般20周左右，各种检查、评比加起来恐怕有将近10次，每次这样的检查评比，都要做一到两周的准备，很多工作都是抽调一线的老师来完成。”
“教育的行政化体制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影响了教育的健康发展。”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丁家永副教授说。
各类培训让老师疲于应付
一些形式化的工作正在让基础教育走形。
“我们老师每个月都有学习任务，同时还要参加课题研究的任务，还要上教研课，每周都有区域或是校内的集体研修活动。除此之外，老师还要做课题、写论文。不断更新的信息技术，也需要老师不断学习。”王强介绍说。
过多的培训也让很多老师们喘不过气来。
“一个暑假，老师会面临省级、市级、区级、校级各个层级的培训。有些培训个人觉得不敢恭维，就是用网络的形式，花费大量时间挂网看视频，老师没有得到真正思想上的冲击。”
对于培训，王强有自己的看法。
“老师接受的培训不是少，而是过多，过于没有系统。现在老师头上有省市区校四个婆婆，分解开来，市里的层面又有科教培电，即市教科所、市教研室、市小培中心、电教部门，各个部门都在抓，这些部门的活动把老师应有的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给占满了。”王强认为，这种培训还是应该以校为主。“因为学校最知道老师的需求，区域来引领，省市从政策上把握。”
高压下的教师职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社会的评价体系中，教师这个职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风光”了，教师的生存也不像外人想的那么美好。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每当家长把老师的问题投诉到学校时，很多时候，老师总是会受到学校批评，甚至为了息事宁人，被投诉的老师还会被取消评奖资格、受到处分等——在一些学校领导心里，他们更害怕的是家长投诉到教育部门，造成教育部门对自己学校的评价考核低。
“老师们有压力有怨气，这些压力、怨气如何排解，可能是对自身、可能是对学生表现出来，这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问题。”
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现今教师的压力主要来源于教学压力和非教学压力，其中，非教学压力已经压得许多一线老师喘不过气来。
在熊丙奇看来，我国基础教育普遍实行行政治校，没有做到教育家办学，在学校内部，对教师的考核和评价，由行政主导，因此教师经常被各种行政评价、行政评估所左右，造成很多教师慢慢失去教育理想和专业追求，产生职业倦怠感和压力。
放权或许是教改的方向
专家普遍认为，教育行政化违背了教育规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何放权是教育改革的核心。
“教育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学校行政向教师、学生放权。但放权的改革艰难而缓慢，这就需要学校向政府争取属于学校自身的权利，也需要师生积极维护自身的权利。”熊丙奇说道。
家校矛盾其实与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不无关系。近年，江苏在省内推广“区管校用”模式，以此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均衡、推动教师流动。
从去年开始，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在区内率先启动“区管校用”。所有的老师将不再是某个学校的老师，而是区里的老师，他们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首先由区教育局聘用某位校长成为某所学校的校长，然后再由校长到教师管理中心聘用老师。
未来老师不再是学校的人，而是教师管理中心的人，方便流动到各所学校。未来家门口学校的老师，和名校的老师是一样的，家长们不必再舍近求远择校了。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飞认为，“区管校用”为教师均衡交流破除了制度障碍，这一举措也有助于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而这也是教育放权的一种尝试——校长和老师将有更大的权限来做一些教学的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