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的中国文学：长篇不错，中篇优秀，短篇糟糕
今年，你看过原创的传统文学小说吗？如今的时代，阅读的范围变得阔大，影视剧风光无限，网络小说无处不在，曾经无比辉煌的传统文学(或有人称严肃文学)已退居象牙塔内。虽在灯火阑珊处，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在生长和发展。2015年将尽，这棵树上也结满了果实。今天的青阅读，关注的就是这收成的结果。
最了解文学创作状况的，莫过于工作在第一线的文学期刊编辑，无论名家名作还是新人新作，往往是先由杂志刊发，然后才进入出版领域。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的《当代》杂志和上海作家协会旗下的《收获》杂志，堪称一北一南两个文学重镇。就2015年的小说创作状况，《当代》杂志社社长孔令燕和《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分别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专访。
2015是长篇的“小年”还是“大年”
“现在大家主要把目光投注在长篇创作上，因为长篇小说有市场，可以带来经济效益。不过今年可以说是长篇的‘小年’，好作品不多。”孔令燕表示，今年受到关注的长篇如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周大新的《曲终人在》、张者的《桃夭》，还有即将推出的王安忆的《匿名》等，屈指可数。“《群山之巅》在今年比较突出，销售状况也不错。像迟子建这样的传统作家都背负着很沉重的责任感，又要出新，又要厚重，又要读者爱看，特别难。小说的开篇和一些细部我都挺喜欢的，但感觉某些特别坚硬、冷酷的内核，她驾驭得还不够娴熟。她写这部小说，特别像一个手工艺者在精心地雕一个东西，这和我们快节奏的社会有很大反差，需要读者静下来慢慢读。《曲终人在》特别符合作者的气质，那么温柔敦厚地来看宏大的反腐题材。这两部作品都写了很多人物，从多个视角去叙述，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性和使命感，还是挺让人尊敬的。”
有关这个话题，《收获》副主编钟红明则持相反的看法，她认为，2015年可以称得上“创作大年”：“2015年，《收获》出了六本双月刊、两本长篇专号。文坛一直有大年小年的戏称，我觉得考量的还是长篇的写作。”
2015年在《收获》发表的长篇里，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广受关注，王安忆的《匿名》还在“消化”中，钟红明说她比较喜欢的长篇还有路内的《慈悲》。“有人说，70后的作家之前没有形成声势，就是70后主要在各家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像张楚他们还没有写长篇。而近两年有了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和田耳的《天体悬浮》，算是改变。路内一开始写的主要就是长篇，《慈悲》从技校生的路小路们的青春成长，蜕变为描述父辈的生存，语言简洁，从‘要补助’‘踢阀门’的细部写进去，却呈现了时代的令人酸楚的变化，基本的生存和欲望挣扎，反问了谁是谁的掘墓人。”
王安忆新长篇《匿名》备受关注
相比起今年已经亮相的其他长篇作品，即将于年末登场的王安忆的新长篇《匿名》近来备受关注。有关王安忆创作的新变化以及她这部作品将为2015年的小说创作画上一个什么样的句号，是大家关心的话题。这部小说今年率先刊载在5月、6月的《收获》上，作为《匿名》最早一批读者，钟红明用“充满探索性，甚至走得更极端”来评价这部作品。
在钟红明的心里，王安忆是一位令人钦佩的作家。“从80年代初以来，她一直保持高水准的写作，从写作意图到审美表达，从不放弃探索。”她告诉青阅读记者，“我以为王安忆做的正是这样的探索：从一个个体，探索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普遍的本质性的存在。王安忆撕开了文明的缝隙，她让一个人脱离常识性的、熟悉的文明城市，被绑架被抛弃在深山褶皱里，在天、地、人之间，他孤独一人。”钟红明向记者讲述了小说中这个被匿名的人的遭遇：小说上半部讲这个人一点点褪去固有的一切，包括记忆；而下半部，一场大火，他又被人发现，置于小镇的养老院，然后到了县城。“仿佛电脑重启，他逐渐回到文明之中，记忆一块一块找回，而重建之后的他肯定跟之前的人不同了。正当他就要结束匿名状态时候，他死了。”
“我数了一下，王安忆的作品三十四次登上《收获》。”近些年，钟红明编辑了不少王安忆的长篇：《富萍》、《启蒙时代》、《天香》，再到《匿名》，说到《匿名》中王安忆写作的变化，钟红明认为：“《匿名》的结构方式可能不一样，比如主人公他在深山里的日子，一天天没有发生巨变，但思绪的跳动也很汹涌，这个和以往王安忆的写作有些不同。以前她是对生活表象的东西描摹非常细致，这次有很多由一点而生发出去的思考性的东西。《匿名》是一次抽象的行走，枝蔓丛生，念头奔涌，情节反倒不重要了。”
被忽视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相对于长篇受到的重视，孔令燕对中短篇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关注感到遗憾。“只有长篇受关注的后果是，中短篇成了文坛自己的事。到现在几乎没有人因为中短篇而获得大名大利，而文学刊物普遍是靠中短篇来支撑的。”其实相比长篇，中短篇创作对传统的“文学性”要求更高，“要找到一篇别致的作品很难”。在2015年的中短篇小说中，孔令燕特别推荐了河南70后作家李清源的《苏让的救赎》和《相见欢》，认为是今年《当代》杂志的新亮点。“他把中篇写得很别致，叙事很洋，很现代，而且不做作，关注的又是现实中的东西。”此外，给她留下较好印象的，还有石一枫的《地球之眼》，“着眼点比较大”；荆永鸣刚刚获得“人民文学奖”的《较量》，“写得中规中矩，比较扎实。”
“中篇来说，今年我比较喜欢的是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载《收获》杂志2015年第2期)。”钟红明说，这个80后作者的作品高度浓缩了多种人物视角，时空跨度半个世纪，让她觉得很丰富：“故事的表层是悬疑色彩的连环杀人案，故事里层却是尖锐的社会批判。仿佛命运一样的生死纠葛，所有的情感都带有创痛，但精神的救赎未必能够真的找到。”
题材面对现实，技术很少探讨
孔令燕表示，目前的小说题材，大多和社会现实有关，诸如个人的生活困境，年轻人的打拼和受挫，中年危机之类，大一点的题材如反腐等等。“很明显这几年能从作品中看到一些新闻素材，这个也可以理解，现在读者和作家是在同一个电影院里看生活上演，作家比一般读者要高明的是，把这些素材再用另一种方式来呈现。”
至于小说的技术，现在很少有人探讨。“20世纪80年代，作家们很愿意做文体探索，会形成潮流，有各种形态的文学。现在大家好像急于表达，而在如何表达的方向上，不再有成规模的探索，都是在讲故事。”孔令燕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读者的土壤造就的，“读者想看到故事，看到主题，至于你用什么方式告诉我，不太关心。”另一方面，小说形式从古典到现代，再回归古典，大概也是个规律。“纯形式的探讨，最后必然是文学圈内的事。”
评奖越来越多，作品相对较少
据悉，《当代》杂志这几年的发行数量相当稳定。“文学期刊真正受到冲击是90年代的市场化，一下子打回原形。但最近这些年《当代》的发行量没有特别的变化，尤其是2012年、2013年以后，很平稳，今年甚至局部还有上升。”孔令燕估计，这或许和莫言获诺贝尔奖提升了文学的社会效应有关，或许与政策上某种模糊的倾向有关，或许是由于当年青春文学的读者长大了，需要更成熟的作品。“我们没有真正找到止损回升的具体原因，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分析，是对社会和这个行业的一种感觉。”
今年年初，《当代》杂志举办了创刊35周年纪念会，明年年初，一年一度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论坛”将继续举办，评出2015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和“年度最佳”。十余年来，这一评奖以“零奖金，全透明”为号召，在业界颇有影响。孔令燕说：“我们确实是想评当年最好的小说，没有利益刺激，让读者和评委完全依照自己的感受来评，希望能代表一个相对公正的结果。但这个奖的社会性好像一直不强，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利益刺激。”
此外，孔令燕也对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评选表示了一定的疑虑。“2004年《当代》开始做评选的时候，这一类的活动还不算多。而现在文学活动、评奖活动、读书活动越来越多，作品却相对较少。媒体一轮，出版社一轮，都在评，慢慢地可能就会变成自说自话，所谓‘十大好书’之类真正的意义就让人担心了。无论作为图书生产者的出版社，还是媒体，都有话语权，有责任引领读者。有时候我很担心评出了不太好的作品。”(文/本报记者尚晓岚张知依)
长期致力于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的评论家李云雷在接受青阅读采访时，纵观2015年中国文学创作，表示出了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作家们正试图对这个时代的不同层面进行概括，在创作上开始注重中国本土资源，并在艺术上做出了探索，这是当代文学的新格局与新气象。
李云雷：当代中国小说开始面对现实
2015年印象比较深刻的小说主要有石一枫的《地球之眼》、罗伟章的《声音史》(《十月》2015年第1期)、东西的《篡改的命》、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阎真的《活着之上》等作品，总体印象是当代中国小说开始面对现实，并试图处理复杂的中国经验，并在艺术上做出了各个方向的探索，从一定的精神高度对当代中国做出了反思、批判与超越。
比如《地球之眼》通过两个青年命运的沉浮，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底层与高层的不同侧面，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当代中国人生存的道德等根本问题；《声音史》写的是当代中国乡村的一曲挽歌，它将社会层面的巨大变化通过主人公对“声音”的敏感、寻找与再现勾勒了出来，一个村庄消失了，但村庄的“声音”却在主人公的召唤中一一回来了，这既是招魂，也是告别，缭绕着挥之不去的乡愁；《篡改的命》写三代人进城的艰辛历程，却举重若轻，以单纯的故事写出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不认命的执著既显示了中国人的奋斗精神，却又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现实困境；《曲终人在》是一部“官场小说”的转型之作，它突破了传统官场小说的叙述模式，从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与日常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级官员的复杂体验；《活着之上》描述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困窘、挣扎与彷徨，在现实的重压下如何坚守精神的向度，既是小说的主题，也是值得我们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等等。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创作态势，或许这也表明我们的文学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们从注重借鉴西方文学的创作方法开始注重中国的本土资源，包括现实中复杂的中国经验和历史上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二是在这一基础上探求中国的表现方法，我们面对现实时不再以简单的方法进入，而是以更加艺术化的方式把握，这样的“艺术”不是外在于中国经验，而是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生成”的，这样的创作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不同层面的概括。在他们的概括中，我们可以将正在进行的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相对化”、“历史化”和“艺术化”，并以此深刻地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进程，理解我们尚没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觉得这些作家的努力是尊重的，这也是当代文学的新格局与新气象。(采写/本报记者刘净植)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先生连续多年编辑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年选，对当代创作状况非常了解。就2015年阅读小说的总体感受和当前的创作趋向，他接受了青阅读记者的采访。
孟繁华：长篇不错，中篇优秀，短篇糟糕
我觉得今年的长篇还不错。比如陕西作家陈彦的《装台》(作家出版社)，是近年来我看到的长篇里比较优秀的一部，看完大吃一惊。陈彦也是一位剧作家，精通秦腔，写过很多戏曲作品，多次获得大奖。《装台》写的是艺术生产末端，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末端的一拨人，五行八作，一个穴头，把大家一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作者对生活很熟悉，他选择的人群我们在过去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见到过。他通过最底层的人群，写出了中国美学的最高境界——虚空。这一点很了不起。像《红楼梦》那种高门大院败落后的虚空感比较容易产生，但在底层生活里怎么把虚空写出来，对作家是特别严峻的考验。
另外，东西的《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写得也非常有想法。还有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人民文学出版社)、周大新的《曲终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蔡晓航的《被声音打扰的时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都写得不错。
至于中篇，我认为百年来中国中篇小说的成就一直高过长篇和短篇。新文学的发轫就是《阿Q正传》这样的中篇，当然更重要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篇有非常大的发展，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立，每个省都有，主要发表中篇，创作队伍很稳定。而且中篇小说很难走向市场，无论是作家还是刊物编辑，对中篇的要求都很严格，质量一直在高端运行。
今年的中篇仍然很好。比如董立勃的《梅子与恰可拜》(《小说月报》原创版2015年1期)，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新疆，“文革”背景，写一个女知青和男大学生的婚恋，大学生被抓走后，一个叫恰可拜的突厥后裔一直照顾她。我觉得现在的小说情感写得不好，而这篇相反，充满了“古典意味”，写一个男人的承诺和一个女人对爱情的等待，让人感动。另外石一枫的《地球之眼》(《十月》2015年第3期)、林白的《西北偏北之二三》(《收获》2015年第4期)、荆永鸣的《较量》(《人民文学》2015年第10期)都写得很好。
今年的短篇我觉得写得不好，我为刚编完的短篇年选写的序言叫“我们这个时代的情义危机”。短篇完全进入了无情无义的小说时代，表现的都是猜疑、冷漠、荒寒、嫌弃等等这样的一种情感倾向。这让我非常担忧。现实生活里确实有无情无义的方面，但也不是生活的全部；一个或几个作家去写这种无情无义是可以的，但所有作家也没开会也没商量，写出来都是无情无义的，这就是书写和认识生活的同质化和同一性。我希望这种书写能得到改变。
至于目前创作的总体态势，我认为这几年来整个小说内容结构性的改变已经完全实现了。过去书写乡土，现在已变为书写城市，基本都是都市小说，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几乎是凤毛麟角，而且写得也不好。当然城市也还没写好，城市的文化经验还没有建立起来，都是在瞎子摸象，东一下西一下，城市里最深层的东西大家都急赤白脸去捞，但谁也没捞着。在这中间，相对于写从乡镇到城市的变迁，写小区生活、职场生活、中产阶级生活的作品又是都市小说的主流，写各种矛盾，但都是城市的表层生活。这个慢慢来吧，要有耐心，城市化进程这么快，让作家迅速抓到城市生活的本质，要求也太苛刻。
再谈谈创作手法。今年是先锋文学发轫30周年，从1985年到2015年，我觉得现在先锋文学已经完全终结，遗风流韵都非常微弱了。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对生活做正面强攻的、不做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是主潮，体现了文学传统的继承。不过这也使得现在的小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境，写得都像报告文学，像非虚构，表现手法非常单一。(尚晓岚)
编辑：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