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文学者为何越来越没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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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青年报》近日刊登了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建筑与景观‘白话说’茶座”上的主旨发言。发言中，陈平原从保护“老房子”需要人文学者站出来为其呐喊出发，讨论了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对今天的学者如何在政治与学术、学院与社会、同行与大众之间进行选择与突围的启示。

　　陈平原在2007年撰写的《老房子：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一文中曾经指出，“老学生对于大学的记忆，一半是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著名学者，另一半则是曾经留下了青春印记的校园建筑。”

　　陈平原认为，作为城市历史记忆的建筑蕴含深刻文化价值，但在当下社会政绩优先的制度和迅速致富的心态下势单力薄、面临困境，因此需要人文学者为其发声。借大众传媒发言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新青年》之所以在当时社会影响巨大，很大程度是因为与北京大学的结盟。

　　梁思成先生当年曾为保护北京古城激烈抗争，反观近二三十年中国城市的急剧扩张，学者对此或言不由衷，或力不从心。如此局面催人反省。

　　陈平原指出，尽管中国大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今天的教授缺乏与官员及公众展开良性互动进而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大学教授不仅受制于意识形态和资本逻辑，还受制于学院体制。

　　由于学科边界愈趋严苛，评价体系日益精密，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全都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各自为课题、项目努力耕耘，日渐丧失对公众发言的兴趣与能力，这最终可能葬送整个学科的前途。

　　除了启蒙立场，教授们发言要让老百姓听得进去，还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表达能力，找到恰当的的文体，因为文体与思维、学识、立场等有密切联系。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的问题是，这种上下求索、不问学科、兼及雅俗的写作方式，在现有体制下，不被算作“学术业绩”，因此被很多年轻教授所抛弃。但在陈平原看来，“既经营专业著作(‘著述之文’)，也面对普通读者(‘报章之文’)，能上能下，左右开弓，这才是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状态。”　反省今天中国的人文学者为何变得软弱无力时，在金钱、立场、思想、学养之外，还应将学科边界、文体选择及其背后的利益计算考虑在内。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12日19时揭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Deaton)因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获得这一奖项。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时，经常会有人质疑为何所有社会科学中只有经济学有专属的诺贝尔奖。

　　经济学难道比其他学科高贵吗？颁奖同日，张跃然在《政见》公号专门撰文解答这个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远不能比的。

　　经济学的影响已深深渗入日常生活，甚至塑造了每个人的思考和行动方式，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即使不满经济学的强势地位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

　　大多数经济学分析中，往往都会假设人是自我中心、偏好明确、精于计算的“理性人”，这一假设一直饱受社会科学同行的质疑。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杨认为这种“理性”并非天生，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塑造的产物，而经济学崛起就是其中一股重要力量。当以“理性人”为假设的经济学知识普及到社会当中、成为人们决策和行动的依据甚至思维方式，这就使人们从“不理性”变得“理性”了。

　　在现实层面，两位社会学家2003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芝加哥期权交易市场的历史分析为这一论断提供了论据。

　　1973年，芝加哥期权交易市场成立，同年金融经济学领域最为著名的期权定价模型“Black-Sholes-Merton(BSM)模型”(这一贡献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

　　然而，在最初的几年里，实际的期权定价状况与BSM模型所预测的相去甚远，直到1978年巨大市场波动刺激交易者们寻找一种“理性”交易方式，BSM模型因为能给投资者提供简便易行的指导而获得广泛青睐，此后BSM模型预测的期权定价与实际定价状况迅速走向一致，投资者从“不理性”走向“理性”。

　　更“理性”的世界并不一定是更好的世界。随着经济学扩展到政治生活、并把理性假设运用在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中，政府也变得越来越像“理性人”了。

　　今天的政府在做所有决策时都会倚重成本—收益分析，尽管很多政策议题，例如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分配，本质上并非收益最大化问题。即使政府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但实际上将许多政策议题从“政治问题”重新定义为纯粹的、可以通过理性计算解决的“技术问题”。通过这种方式，社会问题里众多层面的复杂性，统统被简化到单一维度上进行衡量，这样的“理性化”趋势背后蕴藏着深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