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门红茶非遗推荐人遭举报 缘起两公司明争暗斗

　　祁红恩怨

　　茶汤呈在配套的白瓷碗里，按照泡数次序排下去，琥珀光泽，一道特殊的金边在杯中形成，这是好红茶才有的特征。

　　英国人简·比特格雷写到，在英国，老派的人喝到好的祁门茶的时候一定是清饮，害怕奶和糖的味道掩盖了香气。

　　这种红茶自1875年问世后的主要销售对象就是英国人。得益于祁门当地的红黄土壤和云雾缭绕的气候，酝酿了这种持续而绵长的香气，英国人对于茶内蕴涵的香气无法命名，干脆就以产地名之，“祁门香”成为世界红茶香味的一种。

　　100年以前，有着独特香气的祁门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一举拿下了金奖。100年后的今天，在祁红的故乡，安徽省祁门县，一场关于祁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争斗拉开序幕。

　　是商业纷争，还是传统之争？这个有着百年辉煌的祁红，承载了怎样的历史，又为何在今天，沦为商业竞争的工具？

　　 举报

　　2015年11月27日，安徽省文化厅在官网上公示了“安徽省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人选名单”，名单中“祁门红茶制作技艺”的推荐人为王昶，紧接着，当地9名祁门红茶技艺传承人开始实名举报王昶资格造假。

　　12月4日，祁门县城飘着小雨，9名举报人之一的汪权骑着电动车穿梭在祁门当地最有名的茶叶市场——金东大市场中，提起举报的事情，汪权还是难掩激动。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汪权说。

　　汪权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管是作为祁红市级传承人，还是作为祁门茶厂的一名老职工，看到王昶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资格时，都觉得很惊讶。

　　对于王昶作为祁门茶厂的学徒一项，汪权和其他8名举报人认为最为荒唐。“我也是上世纪80年代初进厂，是茶厂的老人了，从来不知道厂里有这个人。”汪权说。

　　同时，举报称王昶虚构是陈季良先生的徒弟一事，陈季良是祁红制茶泰斗，自上世纪50年代起即任祁门茶厂技术副厂长直至1982年，随后任技术顾问至1988年6月退休，1993年去世。

　　面对举报，王昶回应称，自己从未说过是茶厂老职工，至于跟随陈季良学徒一事，到1983年前后，因结识陈季良的儿子，机缘巧合得以跟随陈季良学茶。

　　对于两方的争论，祁门县文化局局长李文青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省文化厅已经派人调查，但相关的结果暂时还没有对外公布。

　　看到这样的纷争，祁门茶厂原工会主席、销售科长童其超更多的是心痛。

　　“我不关心他们两家谁对谁错，各有各的理由，调查结果自然会有有关部门公证，我只是想说，这样的闹剧对祁红整个行业发展没有什么好处。”童其超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作为一名祁门茶厂的老人，童其超对祁红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不希望曾经没落的祁红现在靠这样的丑闻出名。

　　9名举报人，曾经都是童其超在老祁门茶厂的同事，其中，闵宣文、陆国富等人，还曾经和童其超同一办公室多年。

　　这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祁门红茶，在经历没落之后，一直默默无闻，而这样一则传承人举报的消息，把祁红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同处舆论风口浪尖的被举报人王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其父亲曾是当地一家茶厂厂长，他也是在茶园里长大的。

　　“我两岁就被母亲带到茶园，从此与茶为伴，后来创办自己的茶厂、公司。”王昶说，那些举报自己造假的举报内容并不属实。

　　尽管争论还在继续，调查也还没有定论，但在祁门的大街小巷，祁红非遗传承人举报一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窝里斗。”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俞中磊在祁门当地的论坛祁门人网上留下这三个字。

　　和被举报人王昶同龄的俞中磊做茶叶也有二十几年，现在经营着自己的茶铺，作为昔日老祁门茶厂的职工，俞中磊对祁门红茶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场举报，被他称为两家企业的一场闹剧。

　　是非功过，童其超不想评说，但是他疑问的是，在祁红没落的那些年，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在，而在祁红刚刚有了一些起色之后，就曝出了这样的新闻。

　　 争斗

　　童其超所说的起色，指的是自老祁门茶厂改制后，民营茶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因为比较分散难成规模。

　　直到天之红和祥源两大品牌的出现，祁门红茶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又开始崭露头角。

　　而这两家企业，就是被举报人王昶所在的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其主要品牌为天之红，以下简称天之红）和9名举报人任职的安徽祁门县祁红茶业有限公司（投资人为浙江祥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茶业）。

　　这两家沿河而立的公司，尽管相隔不到一公里的距离，但从祥源茶业建厂的第一天，他们之间的竞争就未停止过。

　　王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祥源茶业所说的祁红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做茶的工艺。

　　“土壤、气温、降雨等方面才铸就了独一无二的祁门红茶，我一直强调生态的重要性，而不是工艺的重要性。”王昶说。

　　而拥有3名省级祁红非遗传承人、6名市级祁红非遗传承人的祥源茶业则在其公司内的中国祁红博物馆内向游客们展示，除了祁门独有的生态，是传承人的做茶工艺成就了独一无二的祁红。

　　理念不同，但目标一致，就是要做祁门最有想象力的红茶，因此，两家的明争暗斗就此开始。

　　王昶的天之红先后获得安徽省著名商标、安徽名牌中国十大杰出品牌、全国文化特产奖、中国徽茶十大著名品牌、2013年度最具有影响力的红茶品牌等各项殊荣。

　　2015年4月，“天之红”作为百年祁红的代表品牌，成功入选2015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指定祁门红茶。

　　而作为后起之秀的祥源茶业，尽管是外地资本进驻，但仍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异军突起。

　　2015年6月18日，祥源茶业把广告做到了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美国纽约市中心的繁华商业区——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上，这也是国内首家高调亮相在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茶企。

　　除此之外，祥源茶业的中国祁红博物馆也在2015年7月筹建完备，对外开放，在进入祁门县的S326国道上，两边的徽式建筑中，白墙灰瓦红字的中国祁门博物馆尤其显眼。

　　祁门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法治周末记者说，除了争夺这些名声，两家更多的要争夺国家对于企业的专项资金。

　　 渊源

　　两家公司竞争的渊源要从2010年祥源茶业开始涉足茶业开始。而祥源茶业涉足茶业则要从老祁门茶厂说起。

　　在祁门提到红茶，很难绕开老祁门茶厂，在当地人甚至在整个红茶行业中，祁门茶厂都是作为行业内的标杆存在着。

　　俞中磊的父亲很早就进入茶厂工作，并和陈季良先生关系颇深，俞中磊回忆，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记得父亲和他说过，很多红茶的行业标准都是当时的祁门茶厂制定的。

　　在1989年，祁门茶厂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当时国家一共两家二级制茶企业，祁门茶厂是其中的一家，这是极大的荣誉。”童其超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祁门茶厂最繁荣的时候，有将近4000人在这里拣茶、制茶，而那时，祁门全城也不过3万人。

　　老职工们回忆，那时候甚至连卫生纸厂里都发，基本不用自己花钱买什么东西，福利待遇特别好。

　　然而，祁红的辉煌主要在计划经济时代。

　　老茶厂职工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那时县内鲜茶叶都会以统一收购价流入这个全县唯一的红茶厂，省茶叶公司等商贸企业承揽了厂里95%的销量。

　　“取消统购统销后，特别到上世纪90年代茶厂就不行了，每年大概要亏70万元！”俞中磊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上世纪90年代，乡镇和私人茶厂开始兴起，同时由于红茶行情不好，许多茶农开始“红”转“绿”，祁门茶厂发现收购越来越难、价钱越来越高。

　　然而，茶厂的销售渠道一直没有真正建立，销量和价格都上不来。祁门茶厂的年产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6万多担锐减到本世纪初的两万担。

　　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潮流，祁门红茶逐渐走进历史的黄昏。和当时的众多国有企业一样，改制成了祁门茶厂的唯一出路。

　　2004年，祁门茶厂的改制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

　　2005年，来自浙江嵊州的大鹏茶业，以252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祁门茶厂资产并获得了“祁山”品牌的使用权。在当时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表示，用5年时间，使“祁山”牌祁门红茶产值达到5亿元以上，利润达到5000万元。

　　事实上，早在收购当年，大鹏茶业总经理袁澎忠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之前并未打算竞买祁门茶厂，在很突然接到祁门县竞标邀请后，他和几个在嵊州当地开发房地产的朋友实地察看，大家一合计只赚不亏于是便作了决定。

　　而祁门茶厂的位置，也让大鹏更看重房地产开发的价值。老茶厂靠近学校和医院，占地面积达到402亩，对于一个四面环山的县城来说，是一宗很大的地块，具有很高的房地产开发价值。

　　但是，很多老职工就住在茶厂的院子里，想要开发房地产，这些职工的安置问题让人头疼。

　　于是，5年之后，房地产开发没能成功，当初承诺的振兴祁红更是只停留在了当初的豪言壮语上。

　　“大鹏茶业是全国知名的茶企，当初县里引进来也是想通过引进雄厚的外来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来提高壮大祁门红茶的产业，只不过最终结果表明我们选择的对象错了。”祁门县农委副主任吴响雷当时这样回应媒体的质疑。

　　尽管大鹏人走茶凉，但是“祁山”品牌却依然存在，作为承载了太多荣誉和价值的“祁山”牌商标，成为之后茶企的争夺目标。

　　坊间传闻，祥源茶业正是当时政府允诺了“祁山”商标的使用权，才从浙江来到祁门跨界办起了茶厂。但祥源茶业后来没有拿到“祁山”商标。

　　 商标

　　公开信息表明，浙江祥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投资运营为主业的综合型控股集团，主要业务有文化旅游、城市运营、茶业、股权投资等。

　　2010年，祥源与祁门县签订项目协议，成立了“安徽祁门县祁红茶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祁红生产加工销售与祁红文化产业开发等，项目规划用地150亩，总投资3.5亿元。

　　此后，祁门红茶协会发现政府要对“祁山”商标挂牌转让。

　　“祁山”牌红茶在1980年至1995年连续4次蝉联国家优质食品金奖，1987年还获第26届世界优质食品金奖，因此，这个商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荣誉，而是背后的商业价值。

　　更关键的是，协会从转让公告里看出转让具有很强的目标性。

　　在转让公告里，意向受让方必须是祁门县注册生产加工祁门红茶的法人实体，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在祁门县境内设红茶生产加工厂，厂区面积不小于30亩。

　　“整个祁门本土企业没有一个符合以上要求，目前最大的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它的厂区面积也只有26亩。”童其超说，“符合以上条件的只有祥源茶业一家。”

　　而且，一个细节让童其超和他的同行更加认定这一事实。

　　在公告要求中，意向受让方已安装或即将安装自动化、清洁化红茶生产线。他们认为“即将安装”就是为照顾祥源茶业而设，因为祥源茶业仍在建设当中，目前清洁化生产线尚未建成。

　　作为祁门红茶协会理事，童其超等人事后才得知祁山商标权被转让，这让他们很不满：“2005年后政府把祁山商标交给我们红茶协会托管，那么挂牌的事就应该事先通知我们并征得我们的同意。”

　　“祁山”品牌价值的估值同样令大家不满。转让公告中显示，安徽省东南资产评估事务所对“祁山”的估值为34.24万元，挂牌价为160万元。协会感觉这个价格太低。

　　祁门红茶协会开始与县委县政府交涉，两次请求政府撤牌。协会的意见最终获得了政府的尊重，祁山商标转让从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上被撤下。

　　事实上，目前祁门的红茶企业有商标61件，大点的企业都在努力经营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是祁山获得了原产地标记认证。”童其超点出了关键所在。

　　2001年，质检总局正式批准了祁山牌祁门红茶的原产地标记，编号为0000005，这是茶叶行业的首例注册。

　　“当年祁门茶厂的生产销售已经开始萎缩，本不具备申报的资格。为了确保成功，当时是以几家企业打捆的形式，用祁山牌的名义来申报的。”童其超认为，在现今的情况下，祁山的原产地标记应该成为公共产品，为祁门红茶业所用。

　　因此，2015年5月，红茶协会联名上书，阻止了“祁山”商标的转让。这也被王昶认为是祥源茶业阻击他的原因之一，因为阻止挂牌一事是红茶协会组织，而王昶正是红茶协会的会长。

　　 影响

　　在更多当地人的眼中，这样的争斗，对于祁红的振兴，对于祁门的经济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祁门深处皖南，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地，祁门并没有像相邻的几个县那样发展旅游业，而与祁门相隔50公里的黟县，因为李安的《卧虎藏龙》成为游客们到安徽旅游的首选，旅游业发达。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降水和土壤，曾经的祁门红茶是其重要的名片之一。

　　祁门对于茶叶的重视，由茶叶协会的会长名单可见一斑。

　　祁门县祁门红茶协会的会长历年来都是由副县级以上的政府领导担任，直到2014年9月，根据安徽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的意见》的文件指示精神，协会会长才经推选由王昶担任。

　　在离开茶厂之前，童其超曾经到杭州、广州等地的茶厂去考察，“同样是改制，为什么其他地方的茶厂就能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而祁红就这样没落下去？”童其超说。

　　他至今认为，茶厂走到今天的地步，关键是改制的失败。童其超对杭州茶厂通过职工购买的方式实现改制目标很感兴趣，并给上级写了材料，但是没有得到肯定。

　　在童其超看来，通过职工购买既可以保证人员岗位，也可以把厂里的技术力量保留住。更关键的是“当时欠债不过500多万元，远没有到资不抵债的地步，通过把资产抵押给银行，是能够办到的。”

　　“县里已经把方向定在招商引资上了。”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失败。

　　在如今这样的局面下，童其超呼吁大家能更多的为这个行业着想，而不是只顾自己公司的竞争。

　　闵宣文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业内人，也是这次举报人之一，尽管闵老在举报后一直没有接听法治周末记者的电话，但在举报事件发生后的一天，童其超见到了闵老，他问：“闵老，为什么？（争斗）对于整个祁红来说，有什么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