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锋】纪录片导演萧寒：我“拍”故宫修文物
在这个浮躁社会中，财富能力、社会地位、颜值、情感……等等“成功”标签，正在固化无数奋斗在大城市人的终极梦想。
然而，有那么一群人，没挣到多少钱，却费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他们并不刻意去追求社会的普世成功，却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做出了世人可能并不知晓，但绝对意外的成绩。
——剑走偏锋，自绘人生
新华网北京1月11日电(陈凯茵游苏杭)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内，正式公映了由L.卢米埃尔摄制的“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的影片——最早的电影，是记录片。
一百二十年过去了，纪录片这个现代电影先驱者，好似在时光中中渐渐迷失自己，不再是大银幕的常客，渐渐沦为边缘。
“纪录片为什么非得在票房上‘悲情’，才被认为是‘成功’呢？”曾创作过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和《丽江·拉夫斯基》的导演萧寒很困惑。
一直致力于让“一个电影类型重新回归到他应该有的电影市场”的萧寒声音沙哑，面容疲倦。为了宣传《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电影，十几场路演的间隙，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了。
这条重返之路上，重复的吆喝必不可少，萧寒甘之若饴。
然而，重返之路太长，2016年太短，故宫的文物还没修完，他却仍在坚持。
纪录片导演萧寒，创作了《喜马拉雅天梯》《丽江·拉夫斯基》《我在故宫修文物》
“风吹过的声音”
萧寒没有想过他的第三部纪录片会以这样的方式重返大银幕。
2016年年初，《我在故宫修文物》循规蹈矩地正走着大部分中国纪录片走过的路：在纪录片频道播出，分销给几个视频网站，在纪录片迷中小范围传播一下。然后……然后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了。
谁也没有想到，寻常路中居然会出现意外。
是的，意外之喜出现了，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ilibili弹幕网站意外爆红了。
视频点击量超过200万，弹幕六万余条，好评如潮，收获粉丝无数。据悉，截至2016年12月，共有2万人报名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的实习工作，其中大多数是“90后”的年轻人。
“一部纪录片能蒙观众如此厚爱，令我受宠若惊，同时也欣喜若狂。还真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立马决定做电影版，对，上院线！”萧寒反应很迅速。
热度还在，上百个小时的拍摄素材还在，出品方及时出现，萧寒召集新团队，撸起袖子就干。剪辑时间长达七个月，这可能是个纠结又痛苦的过程。有媒体报道称萧寒认为电影版唯一的遗憾是时长太短。
“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原来3个小时的版本，但最终我们因为市场的要求我们还是把它剪到86分钟”，报道中这样引用萧寒的话。但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他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谈不上一个遗憾，每一个不同的版本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力。”
这样的平衡和取舍可能是走向大银幕必须经历的。但这道坎过后，障碍还有很多。国内的观众几乎没有在影院观看纪录片的习惯，这是回归路上的一大障碍。
另一个障碍来自于市场中的其他选手——商业电影。由于纪录片侧重展示的是一段真实的内容，而不是一个故事。与商业电影相比，纪录片在吸引一般观众方面似乎天生就有一些劣势。
“它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酷炫的画面，没有小鲜肉，只有修复师们一天又一天的日常，只有‘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之心，只有蝉鸣、鸟叫和风吹过的声音。”
纪录片≠苦哈哈
上映日近，争议却不断。
“这就是借势贩卖情怀圈钱啊！”面对这样的质疑，萧寒在上映前一日发文回应：“能不能圈到钱不敢说，但我还真就想借这个‘势’贩卖一回情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来买这份情怀。假如那些贩卖‘小鲜肉’、整容脸、吓人IP、雷人剧情的电影都能如此理直气壮，我们来‘贩卖’一下情感和人生观又何罪之有？”
“要说‘圈钱’，在中国的电影市场里，我还真没看到有一部纪录电影圈到过钱，甭说‘圈钱’，就是能在电影院里排上片的都没几个，不赔钱都要举杯相庆。”萧寒一句话道出了纪录片在电影市场的窘迫。
一直以来，纪录片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一直是“叫好不卖座”。爆款前辈《舌尖上的中国》电影版上映一个月的票房不过才两百万人民币左右。
有数据表明，2015年共有14部纪录片有幸走入院线，全年票房加起来有6.9亿元，另一面，同样是2015年，有3部快销式的真人秀类纪实电影上映，却贡献6.6亿元票房。
“拍摄一千部影片，真正到院线上映的只有200部，其中盈利的还不多，这种剧情片的二八定律，对纪录片也一样。对于纪录片来讲，这个挑战更加严峻，因为纪录片很多，但震撼性的纪录片不多。”在2016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资深电影发行人、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军说，纪录片是有希望走向市场的，但在成为“黑马”之前，自己本身要经历锤炼。
锤炼路上，“有多少纪录片创作者如苦行僧一般孤独前行。”现实虽大概如此，但但萧寒觉得纪录片不应该是“苦哈哈”的代名词。
“有些人觉得，纪录片你越亏钱越显得你高尚，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一个纪录片能赚钱它才能更高尚，更有价值，他对整个行业、整个人类才更有价值。”
春未来，“萧寒”正在
现实太残酷，在年末大片潮夹缝中顽强生长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11天，票房572万，截止12月27日，全国排片只有0.2%。
“想看但没有排片”，有观众向《我在故宫修文物》官方微博账号“吐槽”。这其实也说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残酷，纪录片导演萧寒不会是第一次体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然而，在严寒中，仍然需要看到希望。
数据显示，2015年纪录片行业总投入为30.24亿元，总收入46.79亿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商业院线出现越来越多的纪录片“闯入者”：2015年，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的纪录电影有34部，其中14部进院线放映，均创下近5年的新高。
从票房1700万元的纪录电影《旋风九日》到《喜马拉雅天梯》，再到今年以6600万元票房刷新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电影纪录片不断有“黑马”跑出。
“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走上大银幕，这就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萧寒乐见2016发生这样的变化。“今年，有更多的相同类型的电影都在共同地闯这个市场，有更多的伙伴都在加入这个市场，这都是变化。”
“但所谓的春天远没有到来，他还早着呢。”萧寒说。
那么，真正的春天应该什么模样？
“真的春天到来应该是这个模样，每年有常态地有一定的量的纪录片电影在大银幕上展现，同时有一两个明星的产品可以创造更有突破的票房成绩。那才是纪录片行业真正良性的发展。观众也逐渐习惯了去接受去影院里去观影去看纪录电影。”
编辑：金永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