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大屠杀和犹太人的幽默

来源: www.hljnews.cn

　　 作者：徐贲

　　从1933年纳粹在德国取得政权到1945年垮台的这12年里，纳粹对犹太人进行了各种残酷的迫害乃至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成为20世纪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极权罪恶。文学和艺术应该如何对待这样沉重、黑暗的历史题材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其中涉及大屠杀文学里是否还有“幽默”的位置。这不仅是一个如何表现大屠杀历史的问题，而且同样也关系到人们可以或应该如何看待和理解纳粹统治期间在德国、德国占领区，甚至是集中营里犹太人实际流传过的许多玩笑和笑话。既然那些犹太人还在说笑话，那么笑话一定在他们的生活里发挥着某种作用。笑话和玩笑可能不是政治抵抗，甚至根本就没有抵抗的意图；笑话和玩笑经常也确实是悲观绝望和犬儒主义的。尽管如此，对于生活在政治压迫下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地狱般死亡恐惧中的犹太人受害者，笑话的幽默具有怎样的生存意义？这成为史提夫·李普曼(Steve Lipman)在《地狱里的笑声：大屠杀期间的幽默》(Laughter in Hell: The Use of Humor during the Holocaust)一书中所要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本文中凡出自此书的引文皆在括号中标明页数)

　　李普曼在《地狱里的笑声》中指出，许多犹太笑话都是对纳粹统治下艰难危险生活状态的犬儒回答，是一种应对恐惧的方式和彻底绝望的自我调适， “是一种犬儒式的回答，但却是适合于犬儒时代的犬儒回答”。(页4)犹太笑话所包含的幽默先是为了应对严酷的生活现实，而后转为内向，成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自我保护本来是幽默多种功能中的一种，但在二战时期的犹太笑话中成为第一位的和最主要的功能。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心理学和教育学教授艾弗纳·兹夫(Avner Ziv)在《个性与幽默感》一书里，把幽默按其社会功能区分为五种：攻击型幽默、性幽默、社交幽默、自我防卫幽默、智力型幽默。兹夫指导的博士生查雅·奥斯特维尔(Chaya Ostrower)在她博士论文《大屠杀时期作为防卫机制的幽默》的专题研究中，通过对84位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调查，对大屠杀受害者犹太人的笑话作了功能分析，得到了相当具体的结论。奥斯特维尔采用了兹夫提出的五种幽默功能种类，包括亚种类，但同时也添加了两个她自己的亚种类：第一，加入性幽默的“粪便幽默”；第二，加入自卫机制幽默的“食品(匮缺)幽默”。

　　五种不同类别及其亚种类笑话在所有笑话中所占的百分比(从高到低)分别为：A.防卫机制幽默(在所有幽默中占60%)：a.自贬幽默(Self-disparaging Humor)，b.绞刑架幽默(Gallows Humor)，c.性焦虑防卫幽默，d.与食物有关的幽默(在防卫性幽默里，四个亚种类的幽默分别占47%、25%、16%、12%)。B.攻击性幽默(在所有幽默中占16%)：a.来自于优越感的幽默，b.起源于挫败的的幽默，c.攻击性幽默(在攻击性幽默里分别占57%、29%、14%)。C.性幽默(在所有幽默中占12%)：a.性幽默，b.粪便幽默(在性幽默中分别占52%和48%)。D.社会功能幽默(在所有幽默中占6%)。E.智力幽默(在所有幽默中占6%)。

　　从奥斯特维尔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屠杀幽默绝大多数是防卫机制幽默，而这类幽默中又以“自贬”和“绞刑架幽默”为最多。其次是攻击性幽默，但数量远远低于防卫性幽默。其他三种幽默就更少了。这个研究结果与李普曼在《地狱里的笑声》中讨论的犹太人笑话相当一致，他所收集到的大屠杀笑话绝大部分都是自卫机制的幽默，而且，他对大屠杀幽默的积极评价也正是从这种幽默对受害者的生存意义来提出的。

　　幽默的心理护卫功能在几乎所有的幽默研究里都会涉及，但一般情况下的幽默心理疗效与极端的政治压制和迫害下幽默所能起的生存护卫功能还是有重要的不同之处。人的幽默感通常能引起人们的正面情绪，减少压力对身心的损害，如减轻压力带来的焦虑、抑郁和愤怒，使得人们更加全面、广泛、合理地思考问题，在解决问题上进行创新，可以说幽默是一个重要的情绪调节机制；也有研究者认为，幽默感可以改变人们对压力情境的认识，让人从一个崭新、客观、威胁较小的幽默角度来应对压力，避免过于看重和担忧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换言之，幽默可以重建个人看事情的角度，驱除沮丧、痛苦及焦虑。微笑、快乐满足的感觉可以提升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当人陷入心理困境时，最先也最容易采取的便是回避的方法，即躲开、避免和不接触导致心理困境的外部刺激。在心理困境中，人的大脑里往往形成一个较强的兴奋中心，避开相关的外部刺激，幽默可以使这个兴奋灶(即兴奋点)让位给其他刺激所引起的兴奋中心。兴奋中心转移了，也就摆脱了心理困境。幽默法对解脱心理困境是极有助益的自救策略之一。

　　能起到心理防卫作用的主要有两种幽默：黑色幽默和自我贬低的幽默。黑色幽默归根结底与死亡有关，尽管在具体笑话中未必直接提到死亡。例如，小男孩乔伊和父亲一起到动物园去，他们一起站在狮子笼前，乔伊忽然担心起来。父亲问：“乔伊，你为什么事犯愁呢？”乔伊说：“要是狮子冲出来把你咬了，我该坐几路公交车回家呢？”兹夫指出，“黑色幽默不只说到死亡，也说到那些在一般人心里引起恐惧的事情，这可以在与黑色幽默的互换词看出来：恐怖幽默(horror humor)、病态幽默(sick humor)、绞刑架幽默(gallows humor)、阴森幽默(grim humor )。这些别名涉及不同的情境，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令人恐惧。”

　　恐惧是人皆讨厌的感觉和躲避唯恐不及的情绪，为什么还要拿恐惧来说笑，并以此取乐呢？对此兹夫的解释是，“运用黑色幽默，好让人对令人恐惧的事物有一些防卫。他嘲笑这些事物，为的是显示自己并不害怕”。人有不止一种克服害怕的常用方法。第一是听天由命，“这就是我的命，事情注定要发生，除了听天由命，我还有什么办法”。第二是否认和不承认：坏事其实并不坏，你说我苦难，我其实过得很好。第三是积极应对。黑色幽默不是听天由命，不是否认苦难，而是用笑来积极应对。兹夫认为，黑色幽默的积极应对在于它给人一种“我作主”的感觉(sense of mastery)。例如：一个死囚站在绞刑架下准备接受绞刑，他对行刑者说：“好好把我提上去，再好好把我放下来，然后我们就换班。”绞刑架幽默是一种有怪异(grotesque)的幽默，具有与一般幽默不同的反讽(irony)效果。兹夫指出，对绞刑架幽默的玩笑：“我们发笑(或至少报以微笑)，实乃是欣赏一种勇气。”大屠杀时期的犹太人笑话里有不少这样的幽默，人们对之作出笑的反应，是因为本能地感觉到某种令他们亲切、温暖、同情的人的品质。许多自我防卫幽默都道出了犹太人的艰难处境，但却又不对此表示愤怒：

　　莫希·格林斯潘看到一则广告，是柏林一家出版社要聘用校对，他便赶去应征。出版社负责人对他说：“我们不聘用犹太人，我们到死都不会聘用的。”格林斯潘说：“谢谢，我会等着的。”

　　一个犹太人在法庭受审，法官问他：“你多大年龄？”

　　“33岁”

　　“哪一年出生？”

　　“1900年。”

　　“那你应该是39岁，为什么说是33岁？”

　　“你以为过去6年是人过的日子吗？”

　　一个犹太人从德国给在美国的朋友写信：

　　“亲爱的约赛尔：

　　我们一切均好。你们美国报纸对我们德国犹太人所受的种种迫害报道都是造谣的谎言。

　　又记：我刚参加凯兹的葬礼回来，他说了跟我信里不一样的话。”

　　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的攻击性幽默是仅次于自我防卫幽默的，他们的攻击性幽默和自我防卫幽默一样，也总是温婉而不显露愤怒的，例如：

　　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正在祷告，一个牵着狗的纳粹军官看到了。军官对狗说，“我要把你变成犹太人。”犹太人掉头看看狗说：“可怜的狗啊，这样你就再也当不成希特勒的军官了。”

　　希特勒听说一位懂神迹的拉比能预知未来。他叫人把这位拉比带来，问他：“谁能赢得这场战争？”拉比说：“我投这枚硬币，正面朝上是苏联赢，背面朝上是英国赢。如果站住不正不反，法国赢。如果上帝显灵，硬币在空中不落下，那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赢。”

　　攻击性幽默很少是纯粹攻击的，而是经常与其他的幽默形式结合在一起，显得并不是与统治者针锋相对，因此并不是一种攻击性的抵抗。这是弱者抵抗的一个特征。这种攻击性幽默灵活多变，可以转化为其他幽默形式。例如，它可以表现为“急智”(wit)，也可以看上去像是“脏笑话”(粪便笑话，性笑话的一种)或是与食品有关的笑话——在奥斯特维尔对大屠杀犹太人幸存者所提供的笑话研究中，这些都是单独分类的：

　　一名纳粹警察牵着一条大圣伯纳犬。一个过路的犹太人说，“真是一条好狗，是什么种的？”“是杂种狗和犹太人的杂种。”犹太人说，“哦，跟你我都是亲戚。”

　　一位瑞士来客问在德国的犹太朋友，“在纳粹德国过得还好吧？”犹太朋友说，“就像绦虫般地过日子，白天黑夜都在褐色的粪便里钻来钻去，等啊等啊，就等着被拉出来。”(褐色暗指纳粹冲锋队的褐色制服)

　　1934年犹太人弗洛海姆在柏林大街上行走，一辆开过的黑色大轿车突然在他身边停下来，弗洛海姆掉头一看，希特勒正从车上下来。希特勒手里拿着枪，指着路边的一堆狗屎，命令弗洛海姆吃下去。弗洛海姆没有办法，只好照办。希特勒乐得哈哈大笑，枪都掉在了地上。弗洛海姆拿到抢，也命令希特勒吃狗屎，他趁希特勒弯下身子的机会赶紧逃跑。晚上，弗洛海姆回到家里，妻子问他一天过得如何。弗洛海姆，“过得不错，你不知道我今天和谁一起共进午餐。”

　　像这样的笑话可以说是一种苦中作乐，阿Q精神的“犬儒主义”，但确实如李普曼所说，是一种对荒诞世界的荒诞应对方法，一种“适合于犬儒时代的犬儒回答”。这些笑话里有一种与黑色幽默类似的自我贬抑，它甚至也会涉及犹太人用作立身之本的宗教信仰。在德军占领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多里安(Emil Dorian)在日记中记有《犹太人的祷告》：“敬爱的上帝啊，五千年来，我们一直是你的选民。够了！请另找别的选民吧！”(页140)

　　一队纳粹在柏林大街上拦住一个长相像犹太人的过客，仔细盘查后发现他是一位埃及外交官。带队的纳粹连忙道歉：“我向阁下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犹太人很快就会杀光了。”外交官回答：“我们埃及人四千年前就是这么说—但你看结果呢。”

　　对笑话的自我贬抑和自我嘲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心理学家博格勒(E. Bergler)将其视为一种精神自虐，但是法国哲学家韦斯(L. Weiss)则认为，说出自己的弱点需要一种特殊的力量。兹夫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有鉴于犹太人的特殊处境，可以增添另一种看法，那就是，自我贬抑是犹太人在逆境中的一种自我定位。这特别表现在来自“散居犹太人”幽默传统的笑话(Jewish Diaspora humor)里，“一代又一代的散居犹太人，他们生活在不断的威胁、危险和骚扰中。犹太人发展出一种苦涩的幽默，用以对抗压迫者的攻击，在这种幽默中，他们贬抑自己”。

　　长期处于逆境中的犹太人处于一种矛盾的自我观照之中，他们一方面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另一方面则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所以他们既自视甚高，又不把自己当一回事。自我贬抑看起来是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但其实是在维护受伤的自尊，不愿放弃这种自尊。自贬是对敌人表现出最后的尊严，“用不着你动手，毁掉我的尊严，我自己来，还比你毁得更彻底。不仅如此，也许逗敌人笑了，他兴许还能饶过我……与其死，还不如装孬种，装可怜，装傻，这样也许能活下来”。(页60)自贬的“勇气”并不是英雄的勇气，而是无可奈何的犬儒主义“精明盘算”，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求生存的不仅是犹太人，而且也是生活在极权统治下，因迫害和恐惧而时刻在仰人鼻息、唾面自干的其他人群。

　　(编注：文字图片来自电影《美丽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