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群租江湖:房东手握多套房源 躺着也赚钱
来去匆匆的群租客、性格各异的房东，是一纸租房契约中不可或缺的两大因素。左邻右舍、查封群租的执法者，则让这段关系的延续变成了一场举报与躲藏的猫鼠游戏。租客之间扮演着彼此生活中完全不重要的角色，但因如厕、洗浴等排队造成的公共空间争抢，则时常触发矛盾。
群租禁而不绝 房东谨慎“草木皆兵”
“至少三天起租，有30和35的，能行就住，不行拉倒，不搞价！”电话那头的声音高频且急促，态度和言语远不及网站介绍中那般温情而翔实。23日，记者致电位于北京劲松的一家“求职公寓”，被告知一个铺位的价格至少每晚30元。听到记者语带犹豫，对方“啪”地一声挂掉了通话。
由于距离国贸商圈较近，劲松附近的住房一直为年轻人所青睐。即便面临官方“坚决取缔”的呼声，群租房化身“求职公寓”、“家庭旅馆”，隐身于大大小小的建筑之间。当较低的违法成本遇上旺盛的低价租房需求，群租房渐卷土重来。
在某租房网站上，仅在23日当天，就有34条位于劲松的短租房消息，其中有13家的日租金被标注为30元以下。网页上均未注明房源地址，看房者需致电房主获取相关信息。
记者随即联系了其中5家位于劲松的“求职公寓”，一张床铺的日租费用基本维持在30元、35元、40元三个档次，对应着多人间、六人间、四人间等不同的待遇。其中，有一家称铺位紧张，四人间、六人间满员，仅“多人间”有余铺。该房主对多人间的解释为“十几个人一个屋吧”。
此外，有一位房主在被问及“一屋里一共住了多少人”时立刻切断了通话。该房东的谨慎态度不无道理。截至今年5月底，北京在调查摸底阶段开展联合执法675次，依法拆除违法群租房573户、1671间，共有1372名房主因违法群租房被处罚。
“房东警惕性很高的”，曾是群租户的秦戟告诉中新网记者。先是穿着被上下打量，又是被问是不是北京户口，在入住某群租房之初，秦戟就曾受到房主的百般“考验”。
为了完成一篇有关北京群租房的论文，2014年末，秦戟以700元/月的价格定到了位于劲松某两居室的一个下铺。“只要房东在家，门就会敞开着。她规定我们回家开房门一次只能进一个人，屋外有人敲门不允许我们随便开门。另外，她不负责代取快递。”秦戟说。
不要随意给敲门者开门，是房东针对群租客制定的“家规”。租住在朝阳区的上班族田中秋告诉记者，面对“陌生人”的敲门，他从不敢擅自行动。今年7月份时，他曾遇到两位“片警”入户检查群租房。奇怪的是，其中一位年纪较长者有针对性地挑选了房间中一处宽敞且无明显群租痕迹的地方，对另一位年纪稍轻、手持相机记录执法过程者说，“随便拍几张照交差即可”。
上述一幕，难免让田中秋心生疑惑。根据官方部署，如今正值北京市违法群租房集中治理阶段，全市各相关部门正加大执法的力度。但出于个人安全以及作为低租金受益者的考虑，田中秋又几度压抑了向有关部门举报的想法。
据报道，今年6月至9月为违法群租房集中治理阶段，北京全市各相关部门将加大执法力度。
群租生活“交响曲” 小摩擦日复一日
根据2013年7月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公布我市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此外，应当以原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等方式变相分割出租。
田中秋目前所居住的是一间月租金1750元的次卧，但其所在的两居室实际上却被隔出了四间屋子，共住7个人。这同时意味着，平摊到每个人身上的公共资源受到了挤压，如厕、洗浴、做饭都需要排队，而用时稍长也会引发个体间的小冲突，尤其是工作日的早晨。
秦戟笑称这是“清晨的战役”，且这种矛盾在那个塞满14个租客和房东一家的两居室里显得格外突出。
“早上六点半就能听到客厅里的不满之声，近乎20人用1个卫生间所带来的麻烦，很容易让人暴躁。”为此，秦戟决定5点错峰使用卫生间。
“可是每个人的厕所使用权是平等的，凭什么让我放弃难得的睡眠而早起？”秦戟回想起其中的一位室友，他晚上九点“归巢”后忘记留意洗手间的空闲，直到十一点才进去洗澡。这位室友因为少睡了两个小时而抱怨不已。
由于不需要上班，置身事外的秦戟默默地看着屋子里吵吵闹闹的一切，就像是看一场滑稽戏，“在这样的小摩擦里日复一日，群租生活反倒过得比想象中要快。”
“20个人一起分享两个wifi，网速实在太差了。”群租禁令出台之初，曾在群租房里憋屈了三个半月的学生卢广说。由于时值夏季，“20个大老爷们对开空调与不开空调，空调开大点还是开小点，都会有分歧”。
此外，卢广还告诉记者，自己在群租时曾丢失过一个贵重的电子配件和一打文件，“估计是因为被装在塑料提兜里，被保洁阿姨当做垃圾扔了”。通过对房东一番“大倒苦水”，卢广被房东减免了300元的房租。
对于群租生活的抱怨，骆骐认为是“噪声”。在北京某胡同的青年旅社里住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每天旅客来去匆匆也很热闹，但我的角色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回来后疲惫不堪需要休息。所以，真的受不了同屋的女生叽叽喳喳地聊天。”
骆骐说，当时暑期恰逢赴京旅游高峰，青年旅社的铺位一直很紧张。由于自己是每七天续租一次，所以铺位安排也不固定，经常在不同房间的不同铺位之间“搬家”，有时睡在四人间，有时睡在六人间。
她还告诉记者，自己的室友曾因为忘记续订而没有床铺，只能寄希望于有人腾退房间。最终，室友愣是在楼下的沙发里凑合了一晚。
交了租金定了铺位并非“一劳永逸”。由于男性住户多、动静大，左邻右舍对此意见很大，加上合约到期，房子的真正房主要收回住房，卢广在房东的安排下被迫“搬家”。
“我从A楼的7层搬到了B楼的2层，铺位也从客厅搬到了屋子里，于是房东以此为由涨了150块的房租。”卢广说。
秦戟的床铺曾被别人睡过，他因此和房东大吵一架。他认为，由于住客的流动性极大，加上彼此并不熟识，如果房东管理再不到位，房客们的权益就难以保障。“有陌生人闯进而室友们却不过问，这让我感到后怕”。
来去匆匆人情淡 也有人“淘”友谊
一次，秦戟因为在外奔波而染上感冒，他发现群租处没有暖瓶，也不具备烧开水的便利条件，不利于养病。加上群租房上下铺林立，衣物晾在室内，窗户又长期紧闭，使得本就狭小的空间阴暗潮湿且空气很差。成为传染源后，秦戟觉得，部分室友们因为担心被传染而有意无意地和自己保持距离。
“在这里如果想要交到真正的朋友很难，高度的流动性决定了大家不愿意为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人付出太多的感情。室友间最亲密的事情，大概就是下楼帮买瓶水，或者代劳取个快递吧。”秦戟这么形容群租房里的人际关系。
秦戟的室友中人群多样，有暂住一时的背包客，有来京进行短期语言培训的中学生，有从外地来到这里实习的大学生，也有从事各行各业的上班族，其中不乏月收入较高的IT从业者。
秦戟还特意提到了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群租客，这名IT从业者告诉他，选择群租是因为水电费、暖气费、网费都不需要缴纳，便宜的房租压缩了生活成本，而自己“最大的幸福就是好好睡觉，过一天是一天”。
“已经31岁的人了，他怎么对自己的人生一点规划也没有呢？”秦戟不免为他担忧，毕竟群租不是“北漂”的长久之计。
卢广也遇到了一位相对“高龄”的群租者，“那男的四十多岁了，从东北来到北京出差，有家有孩子，不知道为啥要住在这里。”
“我住在这里有忆苦思甜的因素在里面吧”，告别群租生活已经两年的宁宇目前在北京有一间独立居住的小卧室，但她每年夏天都会到胡同的青年旅馆里住上一两天。宁宇说，自己从上海来到北京时，在青旅呆了整整21天才找到住处。但正是在那里，自己有幸结识了重要的朋友。
“职场上人际相处复杂，而来青旅的住客多是有趣的年轻人，我希望可以来这里再认识一些朋友，扩大交际圈，毕竟大家在这里聊天时不用顾及太多。”宁宇说，自己是特意来青旅“淘”友谊的。
宁宇告诉记者，她打算等暑假将尽时再去一趟青旅，因为目前住店费用处在高位，要100元一晚，较两年前同期价格涨了25%。
形形色色的群租客、房东、左邻右舍构成了“群租江湖”中的重要生态。在卢广眼中，房东的角色有些复杂，她不仅是精于算计的“包租婆”，管理公共卫生的服务者，也是租客间矛盾的调停者。
“房东人挺好的，会不定期来视察，但频率不高。住客遇到什么麻烦，都会找她来帮忙。”
卢广说，自己2013年时曾住在一套有32个铺位的“大house”，这里在被房东盘下来之前是一处办公场所。内有三间屋子供长租客居住，且长期满员；另有一处十人间被用作短租，人员流动性较大。按照30元/天的租金计算，且床铺无空转，房东仅一日的收入就颇为可观。
卢广同时透露，这位女房东在小区里至少有3套房，在外面的小区可能也有房源，所以当其中一套合同到期并被要求腾退租客时，卢广被第一时间安排到了其他住处，且有挑选房型和床铺的余地。
秦戟也反映，她的房东两个相邻的小区中至少有5处房源，且均是针对男性的群租。至于专门租给女性房客的房子有多少，他并不清楚。房东并非房子真正的主人，他们作为承租者将房屋打了隔断再次出租。
另据宁宇回忆，她两年前居住的青旅设有分店。因为已前往的青旅没有床铺，她被建议选择另一家分店，且有店员引路，“房东真是躺着也赚钱”。
除了房东，群租客们也不可避免地与左邻右舍接触。秦戟说，由于居住在高层建筑，群居客集体上班也造成了电梯使用的“早高峰”。曾有孩子在电梯里被人群挤哭，进而引发了家长的连番吐槽：群租客影响小区业主正常的生活品质，增加了生活垃圾进而扰乱了环境，还破坏了门禁规则……最后，这名老业主扬言要举报这些群租者。
“可是，电梯里的群租客中没有人去理会他的抱怨。”秦戟说。
群租禁令出台后，曾有声音指出，对于禁而不绝的群租现象，应加大对二房东的违法成本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相关部门也应通过廉租房等形式，让目前收入不高的年轻人有安身之所。而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廉思于2014年发布的“北京市青年住房状况调查”，近5000个受访者中，租住在保障性、政策性住房里的青年仍然很少，只占4.6%，而群租房、低矮平房及地下室等“非正规房源”，占据相当比例。
“群租房是反人性的，很多个人隐私都不得以暴露给陌生人看。”田中秋告诉记者，自己虽是一名群租客，但难免会产生“租不起房就该接受优胜劣汰法则”的想法。由于对群租生活深度厌恶，他甚至觉得取缔群租房的行动如若被真正落实，“可以将一部分相对弱势的人口淘汰出这个城市，那么居住环境也有机会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言虽至此，但田中秋却迟迟未举报自己所在的群租房。因为舍不得那一个月的押金，月薪四千元的田中秋选择在这间房子里再忍两个月。一旦租约合同履行期满，他将迅速搬离这个“周遭环境复杂”的小房间。
“下一站你打算在哪里落脚？”记者问田中秋。
“我不知道，但只能还是一个小房间。”他答道。(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