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图灵同性恋取向惹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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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模仿游戏》剧照

                [ 摘要 ]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研究体制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崇拜状元、崇拜老大、崇拜强者，却对失败者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与艾伦·图灵和今年去世的博弈论创始人纳什的生存环境很不一样。

　　【编者按】最近获得奥斯卡奖6项提名的在国内上映，让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他的悲剧人生引发沉重的思考：对科学家而言，真理与国家利益究竟孰轻孰重？为什么一个让二战提前两年结束的国家英雄，社会无法容忍他的个人同性恋取向？假如怪异与孤独是天才的宿命，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包容他们？首期“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政治系教授刘擎，畅谈他们的知性感受。以下为许纪霖发言实录：

　　 真正的驱动是不计功利的痴迷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五年来，我已经不记得有哪部片子看了以后，能像《模仿游戏》那样让我感动，久久无法平静了。片子是根据《如迷的解谜者：艾伦·图灵传》改编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传记要比影片更精彩！作者霍奇斯是牛津大学数学教授，他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对图灵的悲剧人生感同身受。一个数学家写出的传记不仅不枯燥，而且形象生动、文字清丽，更让我惊讶的是还很深刻。这个深刻不在科学，而是对政治、社会和人性的理解。

　　传记里面引用了图灵的一句话，“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除了真理”。科学家的工作是很艰辛的，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科学家十年如一日地从事前景未卜的研究？即使你动机崇高，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或者动机卑下，为了出名、为了赚钱、为了升职等，这些动力不管道德高低，都是外在的、功利的。为外在的功利所驱使，最后可能小有成就，但一定达不到像图灵这样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高度。

　　美国大哲学家麦金泰尔提出过一个“外在利益”与“内在利益”的观点。人都是有“工具理性”的，总是会本能地寻找实现目标的最佳捷径，所以为外在所驱动的一般很难长久。而“内在利益”追求的是唯有这个工作能带给他的内在幸福。不论成败，在所不惜，并乐在其中。

　　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在大学读研究生，我的室友经常邀我一起去跟女孩子跳舞。我都谢绝了。有时候写不下去了，望着天花板，也想放弃。名誉、稿费都是虚无缥缈的目标，你写出来，出版社还不一定愿意接受呢。真正让我坚持下去的还是好奇心，那种要破解历史、政治和人性秘密的好奇心。如果靠“外在利益”鞭策我，估计我早就从事其他行业了，但我知道，只有做研究才能满足我内心那份兴趣和信仰。

　　其实无论在科学、人文，还是体育、艺术领域，大师级的人物都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种超乎功利的迷恋，和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傻劲”。图灵说他只对“真理”有兴趣，这个“真理”未必是人类的大真理，而是他从事的这个事业的小真理。优异的科学家往往都有一颗童心，和对世界的好奇心。

　　 科学的巅峰是“玩”出来的

　　科学家的纯真性并不简单是一个道德上的判断，这种纯真只是体现在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里，纯粹到甚至成为一种信仰。我记得沈从文说过：“文学之于我不是兴趣，而是信仰。”那个险些造出原子弹的纳粹科学家，当然有“爱国”的动机，甚至有邪恶之心，但是如果他对科学没有一点纯真性的话，无论是崇高还是邪恶，这些“外在利益”一定无法让他攀上科学的巅峰。

　　我前几年看到过一个说法：说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叫科学家，还有一种叫中国科学家。因为科学家从事发明创造的动机无非两种，一种是为求知而求知，另外一种是转化为可盈利的产业。但中国的科学家既对求知不感兴趣，也无意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他只是为了拿课题。这个项目事成之后为的是拿更大的项目，项目就是一切。

　　之前在电视上有记者采访崔琦(美籍华裔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教授，你每天泡在实验室里，一定很枯燥、很辛苦吧？”崔琦憨厚地一笑：“没有啊，我每天早上都带着好玩的心情进实验室，因为不知道今天的实验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每天都满怀期待。”所以只有以一种游戏的、好玩的态度去从事研究，才能玩出大动静。说到底，科学家要有童心，就像小孩子玩游戏哪有功利，只是为了快乐、为了玩。不管是科学领域，还是我所从事的人文研究，最高境界都是玩出来的。

　　要有大成就，除了好奇心之外，还要有好胜心。既好奇，又好胜，是最佳的状态。好奇是古希腊的精神，为求知而求知；好胜是斯巴达精神，一切为了胜利。学术是贵族的事业，是闲暇的产物，所以体制要给学者们自由的空间，让他们脱离外在压力来发挥自己最好的状态。好胜心也能逼出状态，但这种状态假如没有好奇心做基底，可能也不会长久。斯巴达精神赢得了现实，赢不了未来。人类历史当中，希腊文明留下来了，斯巴达文明却消失了。

　　 掌握了核心机密就是“国家机器”

腾讯思享会海上文化谈活动现场

　　从事科学和人文研究其实都是风险事业。大部分研究成果其实都很平庸，是一种隐形的失败，只是当事人(研究者)和投资人(国家)不愿承认、自欺欺人。

　　但科学研究要能够容忍失败，不是要提倡必定成功的平庸项目，而是要鼓励那些风险大、成就也大的项目。这就像风险投资，可能十个里面有九个颗粒无收，但是有一个成功就不得了，大赚特赚。比如投资阿里巴巴的日本软银集团老板孙正义，他投资的很多项目都失败了，但是只要成功一个阿里巴巴就足够了。

　　反观如今中国，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研究体制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崇拜状元、崇拜老大、崇拜强者，却对失败者缺乏应有的尊重。这与艾伦·图灵和今年去世的博弈论创始人纳什的生存环境很不一样——那个环境容许失败，尊重失败者。体制与文化的环境逼迫着我们的科学家去设计一些保证成功、却未必有大突破的项目。所以，我们可以有马云、马化腾，却没有图灵、纳什。

　　但是，政府对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英国政府为什么能够满足伍尔芙，却不能容忍图灵？在我看来，是因为文人们与国家的关系很松散，能够对国家利益造成的直接危险是有限的。但在英国政府看来，图灵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掌握了大量的国家秘密。国家可以容忍文人，但绝对不会容忍自己人，特别是掌握了核心机密的自己人。虽然图灵自认为是科学家，但无论他愿意与否，早已被国家机器认定为自己人，失去了个人偏好与自由，他的每一个个人选择都不得违背“国家利益”。这就是图灵悲剧的核心所在。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当今世界的价值观、个人趣味和性趋向已经越来越多元化。现在核心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同性恋是否可以为法律所承认？前不久美国最高法院以5：4通过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这在中国也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儒家学者发表文章，称绝对不承认同性恋婚姻，认为这违背了儒家的基本人伦。的确，同性恋婚姻不仅涉及双方性趋向，还涉及到双方家庭。在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权社会当中，同性恋婚姻挑战了既往的家庭观念，以及家庭共同体的演化方式。

　　同性恋对人类最大的挑战，乃是如何面对反常和异端。最近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平克的名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出版，书中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以往都认为人类道德的进步是道德的加法，但在平克看来，却应是暴力的减法。今天我们讨论图灵的人生悲剧，我突然想到，人类道德的进步，恐怕还有另外一个标准，就是对异端和反常的容忍，包括思想上的异端、政治的异端、性格的异端和性取向的异端。对这些人类中“反常”亚群体的容忍，恐怕是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胡适当年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就是这个意思。

　　我读《艾伦·图灵传》，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少年时代对同学克里斯多夫的恋情，恋人早逝之后，图灵与他母亲的通信，让我看了几乎掉泪。为什么会感动？因为他们之间有纯真的感情。虽然我个人对同性恋很不习惯，也不欣赏，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标准，不在于是异性还是同性，关键是有没有“恋情”，有没有肉体之外的纯真的情感。纯真是我的最高价值和最高标准，只要有纯真的情感在，管他是什么恋，同性恋也好，哪怕是人与兽之间，假如发生了纯真的情感的话，我未必赞成，但可以理解，并且欣然接受。

　　法国后现代大哲学家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里讲到，疯子这个概念不是古已有之，而是近代启蒙的产物。在欧洲中世纪，疯子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在大街上自由行走，不必关在监狱里面，只是到了近代，笛卡儿一说“我思故我在”，只有理性的才是正常人，那些疯子没有理性，所以必须关在监狱里。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的研究，要证明的是，任何知识都不是客观的，都是被权力建构起来的。性反常，也是宗教、文化、法律等各种微观权力建构的结果。图灵的悲剧背后，不仅有国家的暴力，而且还有各种文化和微观权力。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比图灵幸运得多的时代，我们开始学会容忍各种各样的反常。但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有许多不宽容，将很多思想的异端、个性的异端视为敌人。但天才常常就是不太正常的人，太过正常的人往往比较平庸，缺乏内在的爆发力和创造力。我常常讲一个看法：看一个大学是否一流，就看有多少怪人。三四流大学都是平庸的正常人，但在天才成群的一流大学里面，许多教授和学生都有点“反常”，不“反常”不足以为天才，不足以成大事业。因此，学校也好，社会也好，国家也好，都要对天才、对反常、对异端要有包容，这是人类进步的最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