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透顶的中国“民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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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因为个人学术成就“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华裔富豪廖凯原突然暴得大名。这个“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其内容覆盖了量子力学、相对论、宇宙学，以及黄帝内经、阴阳八卦、马列经典，“论证了轩辕是人类首位领袖、首位全科医者、首位环境学家和首位人权律师”“‘天命人’是原生孙悟空，手持如意时间棒，对我们的多元宇宙发号施令。”

　　此外，还有文章指出，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所中国顶级大学，在接受了廖凯原的捐资后，成为其自创理论的发声平台。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廖向四所大学捐资不下6亿元，四所学校都有以他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四个法学院都设有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中心，他是这四所学校的名誉校董，是清华的客座教授，复旦和交大的名誉教授。在2011年到2012年，他还在清华、北大开设了关于“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的选修课。迄今，还能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官方网站上，看到这样一段关于廖凯原的学术成就的总结：

　　“廖教授将公式与数字融入‘00’一诗(KQID引擎)中，精确计算了我们宇宙和存在的创造与分配过程，又创作了‘轩辕召唤’一诗(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这两首诗以一张书签的篇幅，简要表述了他的理论。他是振兴由中华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2.0的第一人，能通过科学公式得出详细数字，也可阐释和预测现行的牛顿引擎、爱因斯坦相对论、大统一理论(GUT)和标准模型宇宙学均无法阐释和预测的事物。KQID引擎能用公式和数字进行详细而精确的计算，因而也是可证实、可证伪的。廖教授扼要地重申道，轩辕2.0就是道治，它依据实事求是和形名统一，将人文与科学相结合，而这也是所有可能的治理方式中最好的一种。”…[详细]

　　如此种种，遂引起舆论质问：“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一位土豪‘民科’为何让名校集体沦陷？”

　　廖的“轩辕反熵运行体系2.0”，其实不过是中国“民科”的又一荒诞“高峰”罢了。所谓“民科”，通称“民间科学爱好者”，科学史学者田松为曾为其专门制定了一个定义，即：“指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总的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具备科学意义上的价值。”其中，“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础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是“民科”与另一个群体“业余科学爱好者”之间的根本区别。①

　　中国“民科”起于“大跃进”，在8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虽然由于“民科”是一种无组织的边缘化行为，难以确切统计具体人数，不过，仅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例，也不难管窥其数量之众。据数学家王元先生在90年代回顾：“《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他和陈景润不知收到了多少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的来信，也不知有多少人宣称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几乎每天还能收到这样的来信。”据中科院数学所的一份估计，仅试图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哥迷”，在2003年前后，仍有几千人之多。

　　“民科”最关注的学术焦点，除“哥德巴赫猜想”外，还有永动机、相对论等。国军名将黄维在战俘营里即潜心于永动机研究，“把(政治)学习等视为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事”，在“学习发言中，不厌其详地反复谈他的‘永动机’”。战犯管理所后来将黄维的设计图纸拿到中科院鉴定，得到的答复是：“经过反复实验，这种机器图纸，根本不可能达到不需要任何能源而能自己永远转动的设计要求。”但黄维不为所动，“认为负责鉴定的人不懂科学”，继续埋头研究。②因“政治学习”不积极，直到1975年，黄维才被释放。

　　黄维对“永动机”的执著或许有刻意对抗“政治学习”的意图在。但进入80年代后，“民科”在永动机、相对论、进化论等领域的研究全面开花。譬如，70多岁的黄伯成曾自称“证明了‘牛顿定律’是错误的，能量是不守恒的”，他“将在十年内完成第五次自动化工业科学技术大革命”。再如，李子丰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质疑相对论的正确性，声称“狭义相对论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和错误的数学推导的基础上的一种荒谬的理论体系，是科学体系中的一颗毒瘤，是限制科学发展的紧箍咒，是穿着科学外衣的一种宗教”。再如，徐金明认为是“气体制造了生命”，气体可以变昆虫，“进化论是错误的”。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不具备自己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专业知识，写出的论文更是漏洞百出，以至让学界不屑反驳。

　　在众多“民科”中，名声最大的是蒋春暄，因为蒋的事迹，引发了主流媒体和正规科学界的论战。蒋本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业余喜好数学，他自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否定了黎曼假设。2003年，《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令人深思的“蒋春暄现象”》，肯定蒋春暄的研究成果，认为蒋在国内学术界“长期受到难以言说的冷落”，但“墙内开花墙外香”。指责“现今的科技体制还不够健全，缺少应有的推动科学原始创新的机制和保证学术成果得到公正评审的健全体制。……蒋春暄的成果一旦成立，可能会改变全部数学现状，成为通向未来数学领域的里程碑，因而蒋春暄现象正召唤我国科技体制的深层改革到来。”

　　媒体的此番“鸣冤”，其实只是以讹传讹。蒋春暄在国外并不吃香，只是有另类人士欣赏他，从未获得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海外发表蒋春暄对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的《代数·群·几何》，并没有被列为SCI，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专业杂志，而高度赞扬蒋春暄的杂志主编桑蒂利，也不是专业的数学家。③事实上，早在1978年，中科院数学所就曾为蒋春暄的研究开过论证会，结论是：“科学院通知蒋春暄所在单位正确引导蒋春楦不要作无谓的探索，多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民科”在80年代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按田松的说法，“他们成为民间科学爱好者和整个社会背景是有关系的。80年代全国多少人是文学青年，辛辛苦苦在家写小说、写诗？因为那个时候诗人、小说家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荣誉，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可现在有几个这么做？没有！因为诗人和小说家地位已经不行了，同样，80年代所谓的‘科学的春天来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科学一下子很有地位了。他们听到了科学史上一些关于科学发现的小故事，以为科学靠灵机一动、—拍脑子就能得到，所以他们就拍脑子，脑子上拍的全是包：一个经典的故事就是牛顿在苹果树下坐着，被苹果掉下来砸了脑袋，然后就想出了万有引力！这类的故事很多，基本上是胡扯，可是他们相信了这些故事。”

　　媒体的宣传无疑也是催化剂。特别是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介绍陈景润事迹后，反响很大。譬如，仅仅读过一年半初中的刘平危，爱好数学，“1978年，他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后，萌发了要摘取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的想法”。初中毕业的装卸工庄严，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感染”，决心“为国争光，把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摘下来”。④至今，哥德巴赫猜想依旧是“民科”最为关注的问题。

　　此外，依照田松的统计，“民科”们的出生年龄，主要在1970年以前，经历了“科学大跃进”、“土法炼钢”等群众性科技运动的洗礼，且饱受“人由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话语熏陶，既不了解科学研究的艰辛，也不懂得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以为单凭埋头苦干，就能取得突破性成果。不过，由于这些“民科”因历史原因，大多没有受到很好的基础科学教育，所以，除哥德巴赫猜想外，也只能选择众所周知、被书刊媒体一再“普及”过的相对论、永动机、进化论等作为研究对象。

　　除以上外部原因外，个人的偏执性格，也是成为“民科”的重要因素。“民科”们通常自以为是，相信自己绝对正确。田松在访问一位研究生物学的“民科”时发现，“对于我的任何质疑，他都能找到反击的借口。他时而相信此书能救苦救难，时而不在乎是否能得到俗人的理解，时而说自己达到了神佛的境界，超出了常人的理解范围。”他们普遍表现出一种悲壮姿态，生活困苦，得不到外界认可，常常将自己与被迫害的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相提并论，幻想从天而降的巨大荣誉。⑤兹引2006年4月5日北京某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民科”给数学专家刘培杰的一封抗议信，该信很能体现“民科”的上述性格特征：

　　“我尊重陈景润、王元等数学家，但我更尊重真理。我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认为他们证的(1+2)，(2+3)，……都是误入歧途的连篇废话；……哥德巴赫猜想不过是一个井蛙之见，……群众才是真正的数学英雄！广大民科为什么不能超越陈、王？……中国数学界普遍存在着学术歧视和学术造假，即只要没有教授推荐的一切民间来稿……就一律判为全错！废纸！……中国数学界的现状使我找不到审稿人，更难发表，报国无门。”⑥

　　不过，“民科”终究只是特殊时代的特定产物。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及基础科学教育的强化，成为“民科”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少。至于像廖凯原这样凭借财富将个人“学术成就”推上大学讲堂，并不是所有“民科”都能做到的。

　　 注释

　　①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7期；②沈醉：《国民党高级战俘秘闻(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43页；③田松：《论民间科学爱好者为什么不能取得科学意义上的成功》，《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年6月；④杨慧：《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与“民科”》，《科普研究》2008年第5期；⑤田松：《民间科学爱好者的行为及心理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⑥《一封读者的来信》，收录于《数学奥林匹克与数学文化第1卷》，刘培杰/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P450-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