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计委主任：北上广将真正做到挂号实名制
昨日，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接受采访。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昨日上午，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部长通道”受访时，就“号贩子问题”表示，“我要感谢那位姑娘，一声吼（发网帖怒斥号贩子），推动了老大难（号贩子）问题的解决”，李斌说。
1月25日，一段名为“女孩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女孩指责医院号贩子“猖獗”，并质疑医院保安对号贩子不管不顾，导致自己和其他普通人排不上号。随着整治展开，一批“号贩子”被抓，不少医院的挂号秩序恢复正常。此后，北京市还出台“市属医院现场放号年内全取消”等措施严防倒号行为。
北京上海广州已采取整治行动
李斌表示，号贩子问题的根本“成因”还是医疗的结构性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打组合拳，一方面要会同公安等部门开展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号贩子现象同时还要加快信息的联网，医院挂号做到真正实名制。另一方面还要倒逼改革，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改进医疗服务，推广预约诊疗。”
据其介绍，北京、上海、广州都已采取了整治行动，要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同时真正做到挂号实名制。
推行分级诊疗才能“治本”
昨日下午，李斌参加了台湾代表团的审议，会后，她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言，优质医疗资源有限，从根本上解决号贩子问题，还是需要推进分级诊疗体系，重构三级医疗体系，这需要时间。在此过程中，会一直保持对号贩子的整治高压态势，北京、上海、广州都会出台整治号贩子的具体措施，并且对外公布，北京就已经制定了八项具体措施。
参加台湾团审议时，李斌曾解释如何推进分级诊疗体系，“一定要有一个秩序”，三级诊疗网络上世纪90年代被打破，现在正在恢复、重构，重构三级诊疗网络的具体做法就是“小病常见病要在社区，要在基层，大医院要有大医院的功能定位，要看疑难重症，同时要带教，要搞科研，要培养人才，这是大医院的定位，各自的定位不一样，通过各种措施形成这样一个分级诊疗的机制”。
★揭秘
号贩子怎么钻空子？
线下
●安排人轮流蹲守，现场排队。
●有“号贩子”宣称可从内部渠道获得专家号。
线上
●用他人身份证件或伪造身份证
●在放号时“秒杀”囤号
●找到买家后取消预约空位腾出
●马上用买家真实身份信息抢回
原因
●技术漏洞 多数医院网络挂号平台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信息系统联网，这也是挂号实名制“治标不治本”的关键因素所在。
●管理漏洞 有些黄牛倒号发生在医院内部。
●法律漏洞 目前针对医院“号贩子”的法律仅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惩罚上限是15天拘留加1000元罚款。而倒卖车票、船票,刑法有明确入罪规定,对倒票行为的打击震慑作用明显。据新华社
焦点1
对于“号贩子”现象，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号贩子”现象之所以这么普遍，根源还是在于医疗资源过于集中，患者多数都集中到医疗水平较高的三级医院去看病，客观上引起了挂号难。
同时，他认为，北京“号贩子”问题比较特殊。由于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涌入北京看病，在大医院看病排队的人多、耗时久，患者和家属就对“号贩子”有需求，因此给“号贩子”滋生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在其他省市，这种情况就相对少一些。
全国人大代表、北医三院骨科主任刘忠军也认为，号贩子滋生且长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本原因就是各地的医疗供给不平均。
刘忠军表示，“我们医生也非常痛恨号贩子，他们扰乱了医疗秩序，损害了患者利益。”刘忠军说，作为医生和医院，在打击号贩子上应该积极配合。
现阶段，打击号贩子应该保持高压态势，公安、医疗部门以及医院联手整治。刘忠军建议，应该对医院周边的号贩子做一个摸底，对症施策。“不要运动式执法，把打击号贩子形成常态化。”
焦点2
北京针对预约挂号的数据显示，不少普通号源在预约平台上被闲置，大医院热门科室的专家号源一号难求。号贩子的“市场”也往往锁定在这些紧缺的知名专家身上。
不久前，北京市刚刚推出了知名专家团队接诊的新模式试点，3所医院重点专科的“大专家”不再对外挂初诊号，只接受团队转诊，病情需要成为能否看上知名专家的唯一依据。这也被外界视作挂号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昨日，有代表委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真正意义上的“专家”必然是稀缺资源，关键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分配方式。对于这些稀缺的资源，在目前制度之下，专家资源的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依靠时间要素即排队挂号，二是依靠经济分配即特需挂号。
“北京的知名专家团队接诊改革，实质上是尝试调整按照病情来分配稀缺的医疗资源，把稀缺的专家资源分配给危重疑难病患者。这种分配方式能够提高专家的工作效率，对社会可能也是最为公平、公正的。但需要完善。”
马旭等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国家卫计委和北京市卫计委一直都在完善挂号制度等措施。北京今年还推出了几项对挂号制度的改革措施。如今年将在全市市属医院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除部分急诊病症外，就诊均通过各种预约渠道进行。
焦点3
在解决“号贩子”问题方面，多位代表委员给出了不同思路。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提出建议，要提高号贩子的违法成本。“他表示，目前刑法已将‘票贩子’入刑，而号贩子是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他表示，号贩子特指在一些医院周围，通过多种手段，获得专家医生诊疗权，并加价转让牟利的人。
“号贩子的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这种合约，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因此，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方来英指出。
他说，在号贩子的倒卖活动中，有加价，有货币往来和合约权利的转让交换，而且，不是个体的一次性的交易，而是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易活动，这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时，逃避了税收监管。“在这种交易之中，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为此，方来英建议，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马旭则关注分级诊疗。将其推广，完善各级别医疗资源，让患者不再“扎堆”大医院；其次是推广网上挂号、实名挂号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会逐步缓解“号贩子”问题，但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医疗资源均质化才是治理号贩子的根本解决办法，刘忠军也指出，在发达国家没有号贩子，是因为患者家门口的医疗机构就能提供和大城市同等的医疗服务。“目前，我们也在采取措施提供均质化医疗服务，正规化培训医疗人才，但仍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