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20】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丰富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

    从试点探索到正式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被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正深刻影响着刑事诉讼的每一环——

　　如今，许多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发现，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广泛适用，犯罪嫌疑人减少了对抗心理，让许多不容易取证的案件迎刃而解；

　　越来越多的法官深切感受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实现简案快办、难案精办，极大提高了审判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

　　检察官和律师们则普遍感受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控辩双方的意气之争显著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沟通和对话；

　　而更多的被告人通过认罪认罚争取到了量刑从宽，对法律有了更深刻体认；更多的被害人也因为这项制度顺利获得赔偿，身心得到一定程度慰藉。

　　在2020年度十大检察新闻评选中，“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专项报告，丰富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中国方案’”入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不言而喻。

　　全面战疫，大显身手

　　2018年10月26日，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确立。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这一制度在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支持配合下，两年多来在检察环节的适用率、量刑建议采纳率不断提升。

　　2020年，尽管疫情防控期间受看守所封闭、值班律师难以到位等因素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一度有所下降，但从全年来看，适用率仍超过85%，量刑建议采纳率近95%，一审服判率超过95%。

　　2020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时，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大意义及实践效果总结为四点：一是有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是更加及时有效惩治犯罪；三是显著提升刑事诉讼效率；四是更好保障当事人权利。

　　事实最有说服力。在2020年全民战疫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大显身手。检察机关落实依法防控要求，对于轻微刑事犯罪，教育、鼓励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认罪悔罪，全国检察机关涉疫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为86.6%，部分省份检察机关涉疫情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超过九成，极大地消除了因严格管控形成的对抗情绪，促进了社会秩序稳定。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为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检察机关坚持依法能不捕的不捕，在审查批捕环节，注重将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积极复工复产、开展生产自救、努力保就业岗位，作为审查判断有无社会危险性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年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充分适用、蓬勃发展的同时，最高检高度重视“顶层设计”，积极加强对下指导。

　　2020年5月，最高检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25条“硬规”全方位、多角度、有针对性地对检察官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权力运行机制、监督管理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进一步扎紧了依法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篱笆”。

　　2020年10月，最高检下发4起认罪认罚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典型案例，2020年12月又以“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主题发布第二十二批指导性案例，加强对不同类型认罪认罚案件的指导。

　　凝聚合力，不唱“独角戏”

　　2017年12月至2018年9月，万某、张某等4人通过买卖公司营业执照等牟利，实施了一系列“神操作”：安排他人申请注册公司，到工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到银行办理公司对公账户，到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正、副本、公司印章、U盾、金税盘、空白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材料。随后以每套5000元左右的价格收购全套材料，并将其中部分公司材料以1.5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售。

　　“为何被刑事拘留时是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起诉时又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2020年10月，在既没有委托辩护人也没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情况下，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的4名犯罪嫌疑人中，朱某产生了疑问。

　　随着案件进入认罪认罚量刑协商阶段，办理该案的江苏省靖江市检察院检察官邀请值班律师蒋聪提前阅卷，共同向朱某阐明了事实和罪名认定等法律问题。

　　而当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张某对退赃和缴纳罚金的必要性不以为然时，蒋聪又与检察官一起向其解释，认罪认罚中的认罚除接受主刑外，还包括财产刑等附加刑，否则将不能依法从宽处理，后张某积极主动退出赃款、缴纳罚金。

　　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4名犯罪嫌疑人都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后期也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缩短了办案时间，节约了司法资源，彰显了公平公正，同时也保障了我们值班律师阅卷权及控辩协商过程中发表意见的权利，彰显了律师实质参与的独立价值。”蒋聪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一项系统性改革，自施行以来，检察机关在积极发挥好主导责任的同时，始终注重不唱“独角戏”，不断推动多部门联动协作，形成合力。

　　为了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知晓度和适用率，最高检专门制作浅显、新颖的动漫宣传片来阐释这项制度，在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已在全国的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2020年8月20日，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对值班律师工作的制度设计和工作职责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明确具体的规定，解决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值班律师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无法落地”的问题。

　　全面适用，破解难题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禁区。无论轻罪、重罪，还是主犯、从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均可适用。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汪海燕指出，重罪与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取向应有所区别，重罪案件着眼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鼓励引导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

　　2020年7月31日，全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润祥等39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

　　回想当初接手该案时的情形，办案检察官由衷感慨：组织成员之间攻守同盟的情况比较严重，案件侦查一直没有取得大的突破，专案组大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破解难题，最终因半数以上被告人认罪认罚，有效提升了庭审效率，原定十几天的庭审缩短至7天完成。同时，通过认罪认罚被告人的当庭指证，部分不认罪被告人的心理防线全面瓦解。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助于提升指控犯罪质效，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2020年1月至今年1月，浙江省绍兴市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的139件788人涉黑涉恶案件中，对其中119件657人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适用率85.6%，人数适用率83.4%。

　　北京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梁利波告诉记者，在共同犯罪尤其是电信诈骗或涉黑涉恶案件中，排名靠前的被告人一般不愿认罪认罚，而排名靠后的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认罪认罚。因此，被告人人数众多的案件中，在大面积认罪认罚的情况下，排名靠前的被告人及其律师进行的罪轻或无罪辩护就会大打折扣。

　　张军检察长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时坦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实施以来，整体运行顺畅，但由于尚处起步阶段，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

　　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10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相信随着这一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将在消弭社会戾气、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大效能。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2020检察工作回眸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