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真是个好后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对象： 赵家河村民

　　 采访日期： 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 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上篇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近平教我写名字”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 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学习时报：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 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谚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学习时报：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 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近平让我当队长”

　      学习时报 ： 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 是的!

　　 学习时报 ：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 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学习时报：什么麻烦?

　　 武刚文： 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学习时报：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 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学习时报：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 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学习时报：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 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可把近平急坏了”

              学习时报：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 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学习时报：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 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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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平帮我找猪”

　　 学习时报：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

　　 赵秀全： 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陕北方言，疏忽)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结果，这家伙趁机就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把盆子往地上一撂，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找了一圈，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学习时报：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 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近平帮老汉拉车”

　　 学习时报：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 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学习时报：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赵胜利： 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是“听傻了，听呆了”，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忘我的状态)”

　　 学习时报：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 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学习时报：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 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学习时报：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 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水，大家各回各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非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学习时报：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 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据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