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14万华工赴欧洲战场 进行挖战壕修路扫雷(图)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张岩与他寻找到的华工张长松后人。图片提供/张岩
一百年前，在一战战场，清洗坦克的中国劳工。图片提供/伊普尔市博物馆
漂洋过海的华工。图片提供/伊普尔市博物馆
揭开中国无名劳工历史迷雾 在一战战场他们仅有一个黄铜手镯编号
新特稿
一战百年，战争硝烟早已散尽。如今除了回望中国以战胜国姿态出现在“巴黎和会”，还有一批被人遗忘近百年的中国劳工。
早在1915年，14万中国劳工应法国请求奔赴西欧战场从事后勤工作，他们大部分人目不识丁甚至未到过县城，却带着使命漂洋过海开始异乡之旅。当中不少人没能再回故乡。
比利时伊普尔市地区所在的比利时西部及法国北部是当年的主战场，也是华工集中服役的地区之一。直至今日，当地博物馆仍在纪念这批最早漂洋过海的中国人。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长期研究一战华工，他说中国人不能忘记，百年之前，这群中国劳工如何为国家赢得尊严。
文、图/本报记者李华
实习生付勤云、陈旭爽、张文昌
1916年11月15日，来自山东荣成的毕绪忠拿到了华工第00001号登记单，成为一战时期英国招募华工的第一人。
横穿加拿大60天赴欧参战
他在劳工合同上按下了手印，这份合同上有着令人安心的规定：不得在危险区内雇用中国人；劳工有权得到食品、冬夏装、住房、燃料和免费医疗……
在威海卫英租界接种完疫苗以后，毕绪忠等约10万华工剪下了长辫子，洗了澡，然后到医生那里接受检查。医生是英国人，检查时十分严格，有皮肤病、沙眼、痔疮及牙齿不全皆不合格。
随后，包括4万帮助法国的华工在内，总计约14万名华工浩浩荡荡先后前往欧洲战场，他们主要来自山东和湖北。
事实上，华工招募此前早已展开。在1915年，袁世凯的顾问梁士诒就提出过“以工代兵”，参加一战。
研究一战华工历史的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发现，为了保密、保证华工安全，英国政府采取假道加拿大的航线，赴欧的华工大都历经2个月的海上漂泊才踏上欧洲土地，“他们像牲畜一样被推挤到了船舱里”。徐国琦说，晕船、死亡恐惧、饮食不惯折磨着这些华工甚至有人投海自尽。1917年2月24日，法国输送华工的“亚瑟”号，在地中海被鱼雷击中，当即有543名华工遇难。
到了欧洲，这些华工都没有了名字，只有一个刻有编号的黄铜手镯。
徐国琦说，英国政府招募的10万华工，大都在前线挖掘战壕，装卸弹药给养，修筑铁路、公路、桥梁，救护伤员，掩埋尸体甚至扫雷等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按照合同，不上前线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但在战争年代，英国士兵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中国华工有时候还能救英国士兵的命。
96年前马年春节战场度过
时任第13营翻译的张邦永在《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一文中讲述：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这也是与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不作战”的话，是不相符的……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其苦更甚。
时任3营10连的华工严振盛则叙述道：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连烂的霉面也吃不饱。有一个阶段，我们竟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菜、吃萝卜度日……
尽管生活艰辛，但华工们却习惯了苦中作乐。“他们挑水的时候不是走，而是进入一种小跑快步状态还哼着歌曲，我听说这样能够使他们减轻负担。”一名叫A.Mc Cormick的英国上尉写道。闲暇时，也有华工制造帆船模型，卖给外国人后，获利甚厚。还有人喜欢读报，例如《战事画报》、《华工杂志》等，与工友们一起分享。
1918年1月11日，华工军团成员们欢庆迎接马年春节。虽身处异乡，春节依旧不容错过。穿新鞋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营地里没有新鞋，不少华工就住在铁皮屋里，将旧鞋修补当新鞋穿。他们有的拉二胡，有的拿英军帽盔当钹，也有人用空罐头当鼓打奏。
徐国琦估计，大约有3000名中国劳工在法国北部的欧洲西部前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死亡， “他们事实上为英法的国防、一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功绩被忽略了近百年。”
不少华工就此长眠于欧洲，法国、比利时等地都建有华工墓地。法国Noyelles-sur-mer镇华人墓地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设计师John Reginald Truelove设计，共有841个墓位(41个失踪人的姓名刻在纪念碑上)，是欧洲最大的一战华工墓地。
在这些华工墓碑上，幸存的华工为同伴在墓碑上刻下四个中国成语：“流芳百世、虽死犹生、鞠躬尽瘁、勇往直前。”如今墓地，字迹依然可见。
血色浪漫后回国无用武之地
相比为英国军队服务，在法国的华工，主要在工厂做工，相对较自由。据估计，这批华工中约有3000人选择战后留在法国生活。
由于法国在一战中年轻男子阵亡多，加上华工当时受保护、有钱、物资充足、憨厚老实，赢得了法国妇女的青睐，产生不少浪漫的故事。
23岁的江苏人张长松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与法国工头的争论“壮举”吸引住了16岁法国姑娘路易丝。后来，张长松留在了法国，两人结婚并生了3个小孩，直到80年代张长松去世。
另一名江苏清河华工刘德胜则是经过两次被遣返逃跑，才终于与法国姑娘结婚。因为当时华工与法国用人单位的契约规定，华工在法国工作三年或五年后，必须遣返回国。
徐国琦说，这样浪漫的故事在法国的华工十分普遍。他在山东调查时，听到一些回国的华工后人告诉他，有些华工临终之前说“我这辈子，没有对不起谁，唯一对不起的是你们的法国大妈”。“法国大妈”正是这些华工的法国女友。
法式浪漫，并不意味着3000余名留法华工生活很顺利。特别是一战战后，不少法国人也将华工视为情敌、饭碗竞争者，处处排挤。徐国琦在法国看过一份档案，上面记录一名法国男人的话“战争再这样下去，法国男人都会死光，中国人和印度人就会娶他们的妻子、女儿”。
然而，留法华工生活状况也并不好。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张岩，从2009年开始到山东各地去调查，走访近百个华工后代家庭。据他介绍，刘德胜在法国结婚后有了十多个孩子，但因维持生活，过度劳累，去世很早。张长松的后裔也曾告诉徐国琦，他父亲终其一生经济状况都不算太好。
据资料统计，有将近13万的华工一战后回国。
徐国琦认为，这批华工接触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化与科技，原本被北洋政府寄予厚望。但由于军阀混战，这批掌握先进技术的华工，除少数留在上海的，大多没有用武之处。而回到乡下的华工，他们的见识和才华也随时间被埋没，甚至有的人误入歧途。
比利时伊普尔市博物馆馆长邓杜文
比利时将建一战死亡华工查询录
比利时伊普尔市地区所在的比利时西部以及法国北部是当年的主战场，也是华工集中服役的地区之一。
2008年，伊普尔市博物馆馆长邓杜文(Dominiek Dendooven)偶然发现一张比利时的历史照片上有中国人，身为历史学家的他大为震惊，此前他并不知道一战炮火之下的伊普尔市曾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他发现，一战的历史文献中，缺少了中国华工的章节，他决定举办一个展览。
2010年，伊普尔市博物馆举办了《以铲代枪》的展览，100件珍贵历史文物、200张历史纪实照片再现了当年14万华工远涉重洋、参加一战的经过。
广州日报：为什么要举办“以铲代枪”特展？当时反响如何？是否有华人通过博物馆寻找到家人？
邓杜文：我在2008年的一个展览中首次列入了中国劳工。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主题本身就大得可以单独做一个重要展览。确实，它让我意识到这其中的人数庞大(14万中国人被送到西欧)，而他们的事迹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都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我想要纪念那群一战时期在法国和比利时工作，如今却被遗忘的中国劳工。
展览获得了媒体和公众热烈的响应，欧洲的中国公民和比利时人都如此。我想每个人都感激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再现。对于这两个群体，中国的部分历史在欧洲上演也是一个惊喜。通过展览，我们也结识了一些一战中国劳工的亲属。这也是香港大学年轻研究者张岩寻找劳工亲属的开始，也多亏了他，我们找到了一个村庄，里面就有一些劳工的坟墓。
广州日报：您如何评价一战中华工的作用？
邓杜文：为法国军队服务的中国劳工得到的待遇会比为英国军队服务的要好一些。他们与当地居民的关系通常是友好的。
中国人在战争中的贡献重要。大多数法国和英国男人都当兵，劳动力普遍短缺。尤其是那些为英国军队工作的96000名华工，在艰苦条件下和前线后方的危险区进行工作。中国劳工的参与也使得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能够参加巴黎和平会议。后来，一些中国的领导人也在法国留学，如周恩来、邓小平，无不与劳工参战这段历史有间接关联。
广州日报：听说博物馆有“名目录”(List of Names)，将记录100年前在比利时因一战而牺牲的人。人们可以在网上查找自己亲属的名字甚至编辑“名目录”。目前有华人名字吗？
邓杜文：战争爆发时隔一百年，但还尚未收集齐所有在比利时遇难的人名列表。之前有被埋在德国墓地的英国人名单，却没有所有军队、劳工、战俘和平民的完整名单。
我们的名单项目，将会包括所有在比利时在一战期间(或因伤病)丧生的人。也会包括在比利时丧生的中国劳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他们的中文名字整合出来，因为之前名单只有拼音名字。
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国琦
一战中国成战胜国华工有莫大功劳
广州日报：一战华工意义在哪？
徐国琦：这批华工是中国国际化的一部分，“以工代兵”就是中国要走向国际社会。早在“以工代兵”之前，国内一批精英如蔡元培、李石曾就说要改造中国文明，改造中国社会。他们当时就提出了派中国人出国去。我想强调的是华工是中国文明再现的一部分。从外交上看，中国能在巴黎和会以战胜国的姿态出现，华工的功劳是莫大的。华工的故事默默无闻，但非常精彩，他们至少影响了五个国家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
广州日报：出国参战，对华工个体有何意义？
徐国琦：你可以想象，他们以前是足不出户、目不识丁的农民。到西方文明中心，对他们心理有多大冲击。举个简单的例子，之前很多人是留辫子的，出国前他们的第一件事是剪掉辫子，洗澡，穿制服。在中国是男尊女卑，他们在西方看到男人尊重女人。在工厂里和法国女人一起做工，女人不比男人差，可想而知这对他们有多大的冲击。他们看到法国那么发达，就会思考“为什么”。这些切身的经历，会让他们回国后尊重妇女，并试图解放妇女；并在一些思考中意识到教育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当时有一批精英分子到法国去帮他们上课扫盲，教他们如何做中国人，如何做世界人。
广州日报：为什么您说华工经历有助于思考“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
徐国琦：这批精英如晏阳初，他前一天从耶鲁大学毕业，第二天就前去法国为华工服务，蒋廷黻也一样，一大批精英去为华工服务。他们主要做三件事，一是扫盲，上课教识字；第二告诉他们，中国人不要给中国丢脸。第三是，在法国这段时间，好好学习西方文化，传播中国文化。让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公民。这些华工在法国这四五年的经历是非常不凡的，现在去国外留学的中国人，他们是没有华工当年那样的经历的。这些人是跟西方人并肩作战，经历他们最下层的生活，亲身经历西方文明最野蛮和最美好的一面。华工当时是代表中国，参与拯救西方和改造中国文明，三重角色他们都做到了。
编辑：陈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