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会有1980那样的变革时代和文学黄金期

　　　在那个被誉为文学黄金年代的1980年代，爱情是什么样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是如何的？和今天的快餐式爱情有何不同？这回作为编剧的野夫试图用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来找回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也借此寄托对那个年代的怀念，“如果不怀念，我不会写一本书专门命名为《1980年代的爱情》，我完全可以换一个书名。包括电影，我也和制片方说不能改名字，不能取消‘1980年代’这几个字。”

　　这个故事野夫写了十几年，他在写作的过程中学习沈从文，即使在文风上也在向沈从文致敬，不过他觉得电影是体现这个故事的最好方式。

　　近日，由长江新闻主办的电影主创分享会在上海举行。在后场休息室昏暗的灯光中，野夫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后，在吐出的烟雾中，他开始回忆起那个永远也回不去的年代。

　　野夫一直认为还会出现八十年代那样的文学黄金期，“但会在一个像八十年代那样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八十年代结束了‘文革’那种极‘左’的时代，然后开始‘思想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那整个文学像井喷似的发展。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野夫。

　　美好的八十年代

　　澎湃新闻：八十年代的爱情是怎样的？和这个时代的爱情有什么不同？

　　野夫：八十年代的爱情更单纯、更纯净、纯洁、含蓄和羞涩，也更压抑，这都是属于八十年代的几个主题词。基本上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都同意这几个主题词。八十年代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没有那么现实。

　　当年的人可能都很贫困，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女孩子会喜欢写诗的人。在今天，一个写诗的人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没女孩子会喜欢的。但那个时候写诗的人特别吃香，所以八十年代中国写诗的人最多，那时写诗就像穿名牌服装一样，是一种时尚。

　　和这个时代爱情的对比，首先我们不做价值观的评价，不说谁好谁不好。今天的爱情比较开放，这都是对的，因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当时的那种爱情是有点压抑人性的。而压抑人性是不对的，是对人性的扭曲。

　　这个时代的爱情从特质上来说更现实一些，更注重对结果的追求。心态上比较功利，做一件事情就要有相应的收获，目的性很强，不做劳而无功的事情。

　　第二点，现在的爱情简单快速，“约不约？”“约！或者不约。”爱情就变成这样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男孩会在微信上问女孩：“我请你看电影你去不去？”如果女孩不去，第二天很可能男孩也不会再继续追求了，换个人再约，也没有什么伤害。

　　过去我们要写一百首情诗，加几十封情书才能靠近一个人，而且还没什么把握。今天可能就发一条微信，或者陌陌约一下，甚至摇一摇都能摇出爱情来。时代的变迁决定了追求爱情的方式，现在谁还写信呢？

　　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将于9月11日上映。

　　澎湃新闻：您刚讲到诗意的八十年代，如果让您说出一个代表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您会用哪一个词？

　　野夫：我会用“干净”，另一方面，八十年代充满了理想主义。那个年代，多数人都有家国情怀，不仅关心自己，还会关心社会和国家的走向。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文革”中长大，受了改造世界的教育。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八十年代和李陀的七十年代、北岛的六十年代如何接续？

　　野夫：其实这个定义是不准确的。严格意义上说，北岛的活跃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的，李陀七十年代也只是在北京的小圈子中活跃，他的成名还是在八十年代初，他不能算作七十年代的典型。北岛七十年代创办了《今天》，不是在六十年代。北岛这些人被大家认识也是到了1977、1978年。他们1974、1975年开始做地下刊物，并不为全国人所知道，还只是在一个圈子里有影响。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代表六十年代文学的作家，就可能是浩然，那时全国只有鲁迅和浩然。七十年代，地下文学才开始有点点抬头，到八十年代进入一个群雄纷起的时代，那不是一个人可以代表的，那十年每个领域都诞生了太多的牛人，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戏剧。谁来代表八十年代都不可能服天下。

　　澎湃新闻：您觉得八十年代这种文学上的繁荣还会复兴吗？

　　野夫：我一直认为会，但会在一个像八十年代那样中国处于大变革的时代。八十年代结束了“文革”那种极‘左’的时代，然后开始“思想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那整个文学像井喷似的发展。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在文学圈很活跃的人，还是以八十年代为主，莫言也好，还是苏童、余华和阎连科也好，这谁不是八十年代出道的。并不是这些人一定高于很多人，而是因为占据了一个好的时代，然后爆发出来。

　　《1980年代的爱情》书籍封面。

　　我们都是都市生态的难民

　　澎湃新闻：您是常年住在大理吗？为什么会选择大理？

　　野夫：一方面，是因为厌倦都市生活和商业社会；另一方面，我们是都市生态的难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难民，战争难民、政治难民和生态难民。当都市越来越拥挤，雾霾越来越严重，这是一种生态的恶化，所以我们就想迁徙。我认为，在中国，真正很适合我们生活的一个地方就是大理，气候好，风景好，民俗好，吃的食品食材好。而且那里又有新的移民形成的文艺圈子，氛围比较好，加上地方政府的宽容，留住了文化界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

　　我们那个小区住的国内著名的诗人至少十几个，还有一批作家和国内知名的大画家，民谣界的音乐大牛像周云蓬都是我们的邻居，还有编剧和导演。我们每年在大理开的诗会都是全国很顶级的诗会，我们这会儿正在演话剧，说演话剧，大家马上就开始演《茶馆》，而且演出来像模像样，挺好玩。我们还搞其他很多各种活动。

　　澎湃新闻：为什么想逃离都市？

　　野夫：对都市生活越来越不习惯。至少这种拥挤感、压迫感和做一件事在路程上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让人觉得很烦，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现在没什么事情是不会到大都市来。虽然都市生活很发达，但它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却是不便。

　　但是在大理，如果我晚上六点想找几个人一起吃饭，打完电话，可能几分钟后一二十个人就聚到一起了。小城生活回到了熟人社会，这是我们少年时代的生活，所以回到小城就好像回到了少年时代，简简单单，快速方便。

　　但在大理生活也有很慢的一个方面，可能整个下午都在那里喝茶、聊天，没有什么事情逼着你赶路。像你现在，采访完就要赶回家里或者单位，晚上再加班赶稿，路上耗去你三分之一的生命。这是都市让我恐惧的地方。

　　澎湃新闻：你们这样的文学大家都逃离了都市，是造成现在都市文学很乏味的原因吗？

　　野夫：都市文学也可以写得很好，要看是仅仅写读书表面的这种繁华和灯红酒绿，还是真正切进了都市的心脏，一个都市也是包含了众生的，有富贵的，有权势的，也有饥寒交迫的，也有底层的，草根的，所以要看是否把住都市的脉搏。要仅仅写在都市中的男男女女，卿卿我我，当然可以，但重要的是你要写得深刻。张爱玲写的都是都市，但她对人性的解读让人读起来觉得有味道。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是残忍教育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称微博为江湖？

　　野夫：江湖是论正邪的，所有的江湖都有正派人物和邪派人物，微博也是这样。在微博上，稍有判断力，就会分辨出哪些是正人君子，哪些是小人或人渣，这就是微博的江湖。每个人在微博上自由发言的同时，也在晾晒自己的灵魂和心灵。天天在微博上骂人的，只要受过正常教育的都知道这是人渣的行为；而在讲道理和传播真理的，一定是好人。我就不点名了，在今天这个时代点名是危险的，但这个道理不难分辨。哪些人在那里做公益、做慈善和做好事，帮助他人，哪些人甚至冒着危险在说真话，哪些人是在那里厚着脸皮说假话，受过正常教育的人都能辨别。

　　澎湃新闻：您曾说您写作“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爱，也为探究人何以成为他人地狱的原因”，能再具体讲讲吗？

　　野夫：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残忍教育”。我们从小习惯看到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批斗、殴打和游行、戴高帽子、羞辱和骂脏话、打架、武斗和杀人。“文革”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这是非常恶劣的社会生态。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播种爱而不是播种恨，不要再回到之前那样一个时代，这也是我们写作的初衷。

　　澎湃新闻：您在武汉大学的时候结识了易中天，能讲讲您和易老师的故事吗？

　　野夫：易老师那个时候还是讲师，我当时是在作家班，同学多有家有口，易老师对我们也非常友好。当时我在武大愿意听的课不多，他的两门课我是去听的，而且听过之后非常喜欢。后来他的课程考试我得了最高分，他对我也有印象。再后来因为一篇文章的原因，他请我到他家里去聊天，我就成了他家的座上客，加上后来经常喝酒聊天，就成了好朋友。我们交往这么多年，到今天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在八十年代的武大，他都是一个敢说的人。他讲课的教室必须是最大的，窗户上都趴着听他讲课的人。每个学生都喜欢真诚的老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又敢于发表；说套话、念教材的老师大家都不喜欢。我们从他那里除了学知识之外，还在学习他的这种勇气。

　　澎湃新闻：您的人生经历很丰富，那么人生经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不是最重要的？

　　野夫：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为按照曹雪芹的话来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认为这两句话对写作来说总结得非常到位。什么是文学？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也就是关于人的学问，这个总结也有道理。一个作家如果做不到世事洞明，做不到洞悉人情，没有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没有对社会生活深入全面的体会，写出来的东西至少是不够深刻的。

　　当然这个社会中很多写作者就是书斋写作者，一辈子都呆在书斋里纯虚构，不触碰现实社会，他们也能博取功名，但这些东西能在历史上存多久不好说。我们不去妄评人家。

　　现在很多人写一些与现实不搭界的题材，比如玄幻文学、科幻文学，或者写荣华富贵、无厘头和搞笑的题材，或者写大话题，这些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中可以存在，但是它们要成为某个民族的经典文学，我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