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文化竞争不能落后，不能只拿人家的坏东西
蘑菇圈，也叫“仙人圈”，是自然形成的一个奇景：蘑菇菌生长丝辐射不断辐射，时间长了，中心点及老化的菌丝相继死去，外面的生活力强，于是形成了天然的蘑菇圈。每当夏季雨过天晴，草地上便出现一个个神秘的圆圈，直径小则十米，大则上百米。周围的牧草呈现出深浅不同的颜色，走近看，那圈子是由带着水珠的白蘑菇组成。
正是这个“蘑菇圈”，陪伴了阿妈斯炯传奇般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一次次义与利的交战面前，“蘑菇圈”成为她的某种精神支柱。
然而，当消费主义侵入时，一个人的坚持很容易被粉碎，在嘲笑声中，“蘑菇圈”最终消逝了，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的同时，更可怕的是我们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失联。
“一个人可以自己软弱，看错人，做错事，这没什么，神佛会饶恕，因为犯错的人自己咽下了苦果。可是一个人要是笑话人，轻贱人，那是真正的罪过。”
《蘑菇圈》是一本不厚的书，里面承载了著名作家阿来新完成的两篇中篇小说，即《蘑菇圈》与《三只虫草》，虽内容各异，但精神一以贯之，作家用诗意之笔，探寻着个体寻找灵魂的可能，在挫折与坚持中，礼赞了人性的光辉。
对于新推出的这部中篇小说集，阿来有话要说。
陈辉/文
写中篇小说是为了休息
北京晨报：您似乎很久不从事中篇小说创作了，为什么？
阿来：是的，大概有10年没写中篇小说了。我写东西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写完一个长点的东西，就要去写一些短的东西，然后再写下一个长点的东西。这一方面是一个调剂，休息一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恢复一下感觉。
写长篇小说需要一个过程，很容易让人沉浸在故事中，让人在审美上出现疲劳，所以写完一个长篇后，人的感觉都会变迟钝。所以需要写点短的东西，恢复一下自己的文字感觉。
短篇展示的是生活的一个切面，对磨练文字感觉很有帮助。
当年我写完《空山》后，也停了这么一段，一口气写了10多个短篇，都是非常标准的吨片小说，每篇也就5000字左右。
接下来，我就写了《格萨尔王》，这是为“重述神话”系列而写作的长篇小说，相当于一个史诗性的东西，写完后，我就写了一串随笔，这就是《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
然后，我又写长的，即《瞻对》，以瞻对两百余年的历史为载体，一部人类学、历史学的作品。然后我又写了一组随笔，大概也有10多万字，但发在网络上，一直没有出版。这次写这两个中篇小说，依然是在为下一个长篇做准备。
北京晨报：听说这次您准备写3个中篇小说，为何目前只出版了两篇？
阿来：因为第三篇还没写完，你打电话过来时，我还正在写。
中篇小说是个很中国化概念
北京晨报：好像目前国内写中篇小说的作家不多，您为何选择这一体裁？
阿来：其实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比较中国化，国外很少有这种说法。因为什么是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什么？大家很容易说清楚；而什么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什么？也很容易说清；偏偏中篇小说是什么，不太容易说清楚。
一般来说，就是比短篇长、比长篇短，其实在国外，短一点中篇小说干脆就归入短篇小说，而长一点的，比如六七万字的，就归入长篇长篇小说。
之所以写中篇，是题材决定的，因为写短了，觉得太可惜；如果写长了，又要人为拉长，那样也没什么意思。题材就这么大，放在中篇里最合适。
至于说今天国内作家写中篇少，这也不奇怪，因为今天写短篇的人就少，大家好像更喜欢写长篇。
北京晨报：为什么大家更喜欢写长篇？
阿来：说实话，我也有点奇怪，这应该是当下中国文学中比较独特的现象了，很少在国外看到类似的情况，国外很多大作家都在写短篇，而且一个作家刚开始写小说时，最好从短篇开始，因为短篇可以磨练你的文字感觉，对于小说作家来说，这是不能忽略的第一步。我自己就是从短篇开始写起的，以后才开始写长篇。
写长篇未必是成功捷径
北京晨报：作家不爱写短篇，是不是与发表短篇小说的媒体太少有关？毕竟网络平台上一般只需要长篇。
阿来：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现在国内能发表短篇小说的媒体非常多，数一下，专业的文学刊物总有四五十种，它们都很欢迎短篇小说。如果说是为了销售的原因，我觉得也未必，今天短篇的东西未必比长篇的难卖，很多短篇集子销量挺高的。
也许与作家的浮躁有点儿关系吧，这就像追求GDP一样，总想搞个大项目，这样一下就推上去了。写小说也一定要来个大部头，好像这样才能马上成名，马上赚到钱。但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对于刚刚开始写小说的人来说，一上来就写长篇，很容易把自己的感觉掏空了，以后再想写也写不了了，所以还是从短篇开始比较好。
北京晨报：您这次出版的两篇中篇小说，大概写了多长时间？
阿来：写作时间不是太长，都是今年上半年写的。但是大家对虫草、松茸的消费，以及这种消费在藏区造成的影响很早之前就发生了。虫草被一炒再炒，炒到现在几乎都脱离了它的价值，至少有30年了。松茸也是。我一直在观察这种现象，不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才开始观察。所以要说整个时间的话也的确很长。
环保话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北京晨报：一般认为，您是边疆题材的作家，这两部中篇小说却切入了环保话题，这是为什么？
阿来：关注环保话题有什么奇怪的呢？环境问题与我息息相关，它对我的生活也造成了影响，身为作家，当然对此有所关切，只是大家习惯了用“边疆题材作家”的眼光来看我，觉得我的写作是带着某种套路的，似乎与环保无关。
在现代社会，环保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疆。
当然，环保问题的产生，离不开消费主义的泛滥，正是在消费主义的推涨下，才给我们的环境带来这么大的破坏，而一般来说，消费主义主要发生在城市，但这并不等于说，乡村就不存在消费主义的问题了。
以藏区为例，今天人们最关注的，一个是虫草，一个是松茸。今天一提起藏区，人们首先就想到这两种植物，当人们带着消费欲求去掠夺这些自然资源时，就不可避免地给边疆地区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而我的这两篇小说就是在探讨这个影响的。
北京晨报：不过《三只虫草》这篇，似乎更偏重于社会问题啊？
阿来：这很正常，谈环保，也不能就环保谈环保，只涉及这一个主题，那样就太简单了，读起来干巴巴的，社会问题、环保问题结合起来，有多种解读的可能，这样小说才能变得更丰富。
写环保也能出精品
北京晨报：正如您所说，环保话题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为什么今天中国作家很少涉及这一话题？
阿来：其实我也很奇怪，今天中国文学看起来多姿多彩，好像很丰富，可认真去看，其实也有比较单调的一面。除了一些比较技术性的文体，比如报告文学等，会关注环保话题，此外诗歌、小说等，几乎都不太谈这些。
作家应该回应时代的重大关切，读者有关注，我们就应该有所回应，而为什么不回应，我也说不太好。
北京晨报：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太实，切入过深，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
阿来：我写这两篇小说，恰恰是想证明给大家看，关注现实问题不仅不损伤艺术性，反而还会让你的作品更饱满，更有力量。
北京晨报：环保毕竟是个大话题，容易写空洞。
阿来：确实，环保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主要由制度设计、科技发展等因素来决定，很多人会说，这么大的事我管不了，但我们并不完全被动，至少我们可以更负责一点，可以主动去抵抗消费主义的侵害。
我们不一定要写那么大的话题，可以从自己入手，环境被破坏，与现代人过度消费息息相关，在今天，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面对雾霾，你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你真的不应该有所行动吗？
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北京晨报：您说的有所行动，指的是什么？
阿来：在国外，很多消费者会追溯产品的产地与来源，了解它的生产方式、生产过程、原材料构成等，如果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那么他们就会拒绝使用，他们只选择那些负责任的企业的产品。
此外，当你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时，能否先冷静一下，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它，毕竟许多消费品买回来了，实际上却用不上。应该想到：你的每件消费品，最终都是向自然索取的，一旦被消费，它就成了废品，反而会给环境带来负担。
所以我说，面对雾霾，你未必一点责任都没有。
北京晨报：确实，今天抱怨环境问题的人们越来越多，这可能有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阿来：问题在于大家都在抱怨别人，而不是抱怨自己。
其实我说的这些很难懂吗？都是非常简单的常识，这些观点也不是我发明的，而是很多人都讲过的，谁会不懂？可大家都在装不懂。
都是在抱怨别人，却把自己排除在外，只等着别人去行动，自己却什么也不愿做。我觉得，今天我们缺少的并不是信仰，而是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伦理、最基本的规范，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很难承担起道德的责任。
不能只拿来人家的坏东西
北京晨报：在今天，关注现实、回应现实的作家越来越少，文学史教材上常常会讲这样的常识，即小说应该直面现实，应该为那些受伤害、受侮辱的人代言，可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作家这么去实践呢？
阿来：你说的这些，是文学的一个巨大的责任，视而不见，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这是放弃了文学的基本立场。在今天，一些作家把写作当成一种炫耀，觉得，我都属于成功人士了，怎么能再去写苦难呢？怎么也得写五星饭店里喝咖啡、去海边晒太阳吧？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现象。消费主义全世界都有，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而我们是上世纪80年代才刚刚萌芽，90年代开始产生较大影响，可对我们的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这么大。
国外有消费主义的东西，但也有价值关怀的东西，在国外，严肃文学创作依然很繁荣，依然有很多读者，可我们呢？今天又有多少人关注严肃文化呢？要警惕这种可能，我们拿来的是人家最坏、最没品位的东西，而忽略了人家闪光的、美好的东西。
今天我们生活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在经济竞争之外，同时进行着文化竞争。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正在缩小，但我们文化上的差距是否也在同步缩小？如果按这个趋势下去，将来会如何？我是有所忧虑的。
陈辉/文
阿来：
男，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获奖者，四川省作协主席，代表作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等。
编辑：吕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