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事实孤儿”调查：贫穷不是唯一原因

　　一份调研报告的文字稿摆在孙磊的桌前，她拿起笔，逐一扫过每个文字，一遍又一遍。

　　这份《陕西省事实孤儿调查报告》，是由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聘请西北大学专家带领研究生团队，历时数月，走访贫困县（区），对事实孤儿群体进行调研后形成的。学者们将那些父母没有双亡，但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育的儿童，称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简称“事实孤儿”。

　　“他们的境况与孤儿类似，但由于政策缺失，他们不能享受到国家的孤儿福利政策。”孙磊解释道。

　　作为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2011年起，孙磊与团队成员便开始设立事实孤儿的公益救助项目。4年间，他们走访了陕西6个县，指导基层妇联采集了1049名事实孤儿的数据。

　　 样本走访

　　 母亲患尿毒症 父亲不知去向 6岁小女孩已经会做饭

　　2009年11月19日，经省民政厅批准，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成立。有基金会工作经历的孙磊担任秘书长。

　　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是陕西唯一一家以农村贫困妇女儿童和困境妇女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募基金会。他们很快把关注的重点之一放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上。

　　在陕南，小毛7岁的世界里，“妈妈”是家门口红色铁门上，那个头大、身子小、扎着两根直辫子的粉笔画。父亲早逝，母亲离家，小毛只能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爷爷年龄大了，干不动农活，一家人靠着政府低保维持生计。来了外人，更多时候，小毛总躲在奶奶身后，时不时，他会警惕地盯着陌生人看。他显得有些害羞，总把脸藏在作业本后面，偶有探头，露出淘气的笑容，然后又缩回去。

　　作业本上，小毛用铅笔画了三个人：一个有辫子、穿裙子，另一个大脑袋、头顶有三根头发，在二人中间那个“小不点”，小毛颇为认真地指着说，那是我。“娃心重，想他爸他妈就画。”爷爷说。

　　蒲城的一个小女孩才6岁，她已经会做饭，当她站在板凳上，身子才略微高过炉台。她倒油，奶奶生火，就这样，一顿饭就凑合出来。

　　吃过饭，女孩会主动把屋子扫干净，然后回到母亲身边。她母亲患有尿毒症，多年前，她已经不知父亲的去向，家人只知道，早年她父亲曾参与过传销，之后，不知生死。

　　住在这个女孩家几公里外的另一名10岁女生银银，最爱的玩具是一根跳绳，饭后，银银拉着一头，大伯拉着另一头，二人如此般拔河，嬉戏，这是银银最快乐的时光。身后，那间破旧的老房子是银银和大伯的家。银银的父亲因为癌症去世，母亲远走改嫁，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大伯无儿无女，银银便成了他唯一的亲人。

　　但现实问题是，银银毕竟大了，再这样住下去，有些不合适。对于基金会员工的提醒，她大伯沉默良久，摇头后，说“能有啥办法。”在孙磊看来，上述的孩子都应算孤儿，他们的父母或病、或残、或失踪、又或正在服刑，已无法尽到责任，应享受国家对于孤儿的福利政策。

　　关于孤儿福利政策，陕西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按照现行规定，寄养在福利机构的孤儿，政府每人每月最低会发放1000元的养育金，散落在民间的孤儿最低每人每月会发放800元。

　　但按照规定，上述孩子并不属于孤儿。享受“孤儿”福利必须：一、未满十八岁；二、能出具父母两方均已死亡的证明。

　　两张死亡证明，区分了处于同等状况下孩子的世界。有关部门告诉孙磊，这件事本该政府管起来，但究竟有多少人，没人知道，“基层工作队伍任务太重，没有精力和时间将这个底子弄清，如果你们来做，我们非常支持。”

　　“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帮这些孩子。”孙磊和团队成员萌发着开展此项公益项目的冲动。

　　 调研数据

　　 超七成的“事实孤儿”跟爷爷奶奶一起过

　　孙磊和调研团队发现，造成事实孤儿的原因，不仅仅因为贫穷。

　　基金会调查的淳化、南郑、岐山、蒲城、汉阴和丹凤6个县中，南郑和岐山不属于贫困县。而经过调研后得出的另一个数字值得探究，凡是劳务人口输出的大县，事实孤儿的人数就会特别高。“只要有外出打工，就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孙磊说。

　　调查中发现，男人一旦死亡或者残疾，女人多数会留下孩子，独自离开这个家。

　　与很多基层妇联干部交谈中，孙磊似乎找到了答案：农村不比城市，即使在现在，男人依旧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天”。没工作的女人结婚后，只盼着男人在外挣钱，把钱拿回家。只要人还在，留在村里的女人再苦再累，都能撑起这个家。但如果这个“天”没了或塌了，女人的希望、未来也跟着没了。

　　“那为什么母亲走时，不带走孩子，这种女人的心是不是特别狠。”身为母亲的孙磊也曾有疑问。

　　多名基层干部说，在农村的文化里，孩子是男人家的人，女人没能力带走，女人也不能带走，“带走了，男人家会跟她拼命。”“她要重组家庭，带个孩子，也不方便。”

　　调查报告展示了这样一组数字：父亲死亡，母亲改嫁或离家出走的，占调查数字的91%。

　　父母的无力抚养或失于责任，孩子只能留给老人和亲戚。在调查报告中，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事实孤儿”，初中生约占78.4%，小学生约占75.5%。而这种“失责”给孩子留下永久的痛。

　　父母离异后，晓晓的父亲便出走，至今无法联系，她只能随爷爷奶奶一起居住。小屋中柜子里，那张一寸证件照淹没在诸多杂物中。那是父母给她留下的唯一物品。患有半身不遂的爷爷提醒来调研的工作人员，“别给娃提她爸她妈，娃心里不好受。”

　　关于父母，很少有人见过王超哭，他不许家人提，更不许外人议论。有人涉及类似话题时，他就会扭头跑远，回望的眼神让孙磊难忘。

　　这个淳化县的男孩平时不爱说话，头总是低着。面对志愿者的提问，王超更在乎他的袜子，由于烂了口子，右脚拇指总露在外面，访谈中，王超时不时拽拽袜子头，想让脚趾头缩回袜子里，但没过多久，脚趾头又出来了。

　　“这些孩子特别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哪怕是衣服烂个口子，书包带断了都会影响到他们，再大一点的，如果父母有残疾，他们会显得很紧张，有时也有点烦躁……”孙磊说。

　　调研数据也支持这样的判断：受访的约有70%的初中生、58.9%的小学生会经常或偶尔感觉恐惧；经常或偶尔感觉自己和别的孩子不同的事实孤儿，初中生约占85.1%，小学生约占47.3%；约有90.5%的初中生和71.2%的小学生经常或偶尔羡慕别的同学能见到自己的父母……

　　在志愿者调研中，洋洋算是“事实孤儿”中的另类。孙磊第一次遇见她时，她正与其他孩子在操场上追逐玩耍，“像只活泼的小兔子”。洋洋的概念中没有妈妈，只有奶奶。她出生后不久，奶奶在路边捡到了他。奶奶有两个智障的儿子，一直讨不到老婆，奶奶就把她捡回家，给其中一个儿子认作女儿。

　　虽说“爸爸”和叔叔脑袋“不灵光”，但对她很好，加上奶奶的疼爱，洋洋说，她很幸福。

　　“不像家里原本有父母或父母去世了、妈妈出走了，对孩子心灵打击很大。”对比诸多事实孤儿，孙磊反觉得洋洋是幸运的。

　　 探索试点

　　 兴平市开始试点“事实孤儿”至少月补300元

　　孙磊一直有个担心。她说，筹集的资金是今年有，明年就不一定有，如果资金不到位，一些学生第二年继续上学就成了问题。

　　2012年，孙磊和事实孤儿资助人一起赶往淳化县看望一个10岁的男孩。进村时，男孩70多岁的奶奶正在地里干活。在男孩家，爷爷躺在炕上，腿已经不能动。

　　男孩和爷爷住在一栋很破旧的土房里，屋里很黑，下雨时，房顶还漏水。男孩才上四年级，已经有了辍学的念头。“我要回家照顾我爷爷奶奶，我爷爷不能动，奶奶还要下地干活，得有人照顾。”男孩说出不上学的理由。

　　孙磊和来访的资助人一再叮嘱男孩的爷爷奶奶和村干部，“村里帮帮他家，再苦、再难也要让这孩子上学。”后来听说，男孩还是离开家，选择出去打工。

　　还有个10岁的男孩，父母离异后，父亲不知去向，母亲去了南方打工，他则住在了留守儿童中心。男孩家庭条件不错，平时还有零用钱，但爱拿别人东西，在近1年时间内，屡教不改。

　　“是不是怨妈妈？”留守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猜测他的想法，“他可能是在宣泄。”

　　男孩想了半天，回答不是。工作人员还是说服了孩子的母亲，让她回来一趟。男孩的母亲回来了，陪了三天后，至今，男孩再无“偷盗”。

　　今年3月8日，陕西妇女儿童发展基金召集了从事心理咨询、社区服务等工作的15家公益组织开会研讨，他们希望有更多组织加入进来，解决“事实孤儿”存在的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陕西省事实孤儿调查报告》也提交到参会的省民政厅福利处的领导手上。孙磊说，她希望这份报告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如果这些孩子能纳入政府制度性救助体系，我们就有更多精力去筹集更多的钱，支持更多专业的社会组织为事实孤儿提供服务。”

　　2014年年底，陕西省民政部门正式下发《关于开展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年起，兴平市已开始试点，对所有符合标准的“事实孤儿”和贫困儿童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300元的基本生活补助。

　　“虽然这是个开始，但已迈出了一大步。”根据掌握的情况推算，全省可能有事实孤儿1.87万。

　　通过行走与发现，更多人知道了这些活在“孤儿”的边缘的孩子。除了让他们吃饱、穿暖、有学上以外，孙磊觉得，还应更多关注他们的心理成长，“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孩子在成长中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等他们长大后，童年的阴影会对他们、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