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在求职公寓里的大学毕业生：阳台上也摆着一张床
对许多来北京打拼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学生求职公寓”里的一张床铺可能是他们开始的地方。
这是“专门为来北京求职、在京工作的大学生提供住宿的家庭式公寓，地处繁华地带，交通便利”。一家大学生求职公寓的官方网站上这样介绍。这类求职公寓大部分由商品房改造而成，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能放下20多张上下铺，还有的隔断出租。
求职公寓集中在中关村、建国门、崇文门和双井地铁站这些地标建筑附近的小区里，尤以双井地铁站附近最为密集，仅百环家园、九龙花园等小区周边，就有50多家。
公寓最大的优势是价格，月租400～900元不等。部分也以天计价，每个床位最低的每日15元，最高的40元，有女生公寓、男生公寓和混住公寓。对于尚在实习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很难在北京找到比这更便宜的宿舍了。据前述公寓的官网介绍，该公寓已接待了近5000人。
100平方米的公寓住20个人，阳台上也摆着一张床
考研失利后，毕业于徐州医学院的赵蔚在网上找到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第二天，经同事介绍，她住进了东二环附近某小区的求职公寓。
赵蔚上一次来北京是大二时来旅游。那时她觉得北京“又大又好”。到北京工作后，她总是觉得“新鲜有冲劲”。每天早上8点左右，赵蔚和她的同事出门步行一条街的距离，便可到达上班的地点。
求职公寓所在的小区环境不错，干净卫生。每天清晨或傍晚，都会有人在楼下的园子里锻炼身体。小区4个门都有保安把守，门口贴着“禁止园区穿越”告示。
小区内主要为16层高的电梯商品房，出入须打开密码锁。赵蔚所住的求职公寓就在其中一幢里。住在求职公寓里的租户会刻意保持与其他住户的距离，“碰到了也不会打招呼，就怕被别人知道是群租，然后举报我们”。
公寓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102平方米。赵蔚住在卫生间旁的4人间，内有两张上下铺，显得拥挤不堪。向着厨房的是一个6人间，目前住了5个女生。最宽敞明亮的是客厅，摆了5张上下铺，共10张床，现在住了8个人。
小区周边商圈环绕，且离地铁站公交站都很近，作为房地产中介，赵蔚深知附近的房价之高。“我住的这套公寓七八百万元，”赵蔚说，“每个月800元的房租，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赵蔚所在的4人间里目前住了3个人，她、一位50岁左右的外地阿姨，还有正在北京实习的张羽。屋里除了床，还摆着一个五层的置物架，窗边、床底下摞着一个个大纸箱，“大家都用它来放东西”。唯一的装饰是窗户旁挂着的一盆吊兰，同屋的阿姨会定期给它浇水。
屋里放着一个公用的塑料凳子，地板早已由原本的黄色褪为褐色。每天早晚会有一个保洁来公寓清理卫生，但4人间的阿姨并不愿意保洁进这个屋里，“那公用的拖把多脏啊，何况她还要打扫那么多家，哪能打扫干净，我倒宁愿自己打扫。”
这里的床铺都是典型的1.2米宽的宿舍上下铺，床头床尾都挂满了衣服，“没办法，衣服太多了，又没有柜子，只能找地方挂起来了”。张羽将洗后的衣服也挂在床沿。她说：“阳台每天都挂满了衣服，我只能把衣服都挂在这里，根本晒不到太阳。”
赵蔚住上铺，她常在床上吃零食，还在床头挂了一个塑料袋，“休息的时候就不想下床，垃圾就都扔这了”。
相对于客厅的上铺每月700元、下铺每月750元，4人间和6人间要贵些：上铺月租800元，下铺850元。“如果一次交三个月的房租，可以让房东给你优惠，大概能抹去150块。”
尽管离单位近，不用起特别早，但赵蔚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有时为了帮客户过户，还得凌晨3点起床和同事骑自行车去房管局排队。
赵蔚的同事万琳住在求职公寓的客厅。她毕业于山西一所普通高校的会计专业，原本通过考研大关的她有读研究生的机会，当学校研究生招生办给她打来复试通知的电话时，“因为家里连1万元的学费都拿不出来”，万琳最终还是选择了回绝。“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能上研究生，我也不想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就算读了研究生，也还是要出来步入社会的”。
放弃读研后，万琳开始给各大单位投递简历。她最想去的是太原某家企业，“在那里可以从事我的专业”，但对方告知必须要有出纳证才可应聘上岗，“即便我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人力资源等各种证书，也还是没用”。
距搬离学校宿舍还有10天的时候，万琳通过校园招聘找到了北京这份房产中介的工作。“一开始也没想到自己会干房地产，”万琳说，“一方面是我的无奈，怕自己无处可去，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北京‘挣快钱’。”
万琳买了一张学生票，兜里揣着300块钱上了火车，上车后却被乘务员告知不支持该区间，要求她补90元票价。“我真不愿意把钱给她，给了她我在北京吃什么住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了。”万琳说。当时，在同一节车厢里，一位站在列车过道上妇女因被要求补票哭，“看见她哭我也哭了”，或许是于心不忍，最后乘务员只让万琳补了30元票价。
万琳比赵蔚早来北京一个月，来北京的第一天，同事帮她在这个小区找了一间求职公寓，“我挑最便宜700元床位住，但这个价格还是比我预想的高”，她向同事借钱交了第一个月的房租。
万琳和赵蔚难得休息，就连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可能接到突发任务。“我对现在很满足，每天有事做就行，我不想让自己太碌碌无为了。”万琳说。
来北京做调研的王蕊和李倩曾经在双井附近的一间求职公寓住过。那是一个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进门便可看到客厅两壁上下铺一个接一个整齐地摆放着；不到13平方米的房间，摆着3个上下铺；就连卫生间与厨房的过道里，也摆着一个上下铺。过道另一边，放着一个柜子，这是租客锁贵重东西的“保险柜”，每个人一小格，能放下一个书包。
“逼仄”，是她们进屋里想到的第一个词。在王蕊看来，最为夸张的是，阳台摆着一张单人床，单人床上方不到50厘米处则挂满了衣服。但这张床不常有人睡，王蕊来的第一天没有床位，就在那里睡了一晚，“有时候一个翻身就能够着上方的衣服。”
李倩的下铺是一个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已两年的女生，她在一家私人教育机构教英语。周末休息的时候，这个女生哪里也不去，打开电脑看视频，甚至吃饭都在床上。
住在这里的人生活里充满紧张
住这类公寓的有像赵蔚一样大学毕业后做着房产中介的工作，拿着刚入职3000元左右的工资；有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做导游、销售的，月薪2000元到1万元都有；还有在做投资的女生，每月工资轻松过万；还有领着每月1000元左右补贴的大学实习生。
有人上夜班，有人一大早起床赶地铁，“大家上班时间都错开了，所以显得也不是那么拥挤”。
那个做投资的女生是北京人，家住得远，平常谈生意都在这附近的商圈或办公楼里，干脆租了个铺位，偶尔赶不及的时候来住住。
许多求职公寓声称须查看大学毕业证才能办理入住，但事实上，登记身份证就够了，有的连租赁合同也不用签。
金丽住进某男女公寓的第一天，房东登记了她的身份证，和她签了合同，一张打印的A4纸，“上面写着房费押金和双方要遵守的一些规则”。
在这间公寓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上下班的，看房子的。房东并不会太关心租客们的一举一动，唯一的条件是每月准时交房租。
赵蔚刚来的时候一次性交足了三个月的房租，三个月后，她开始每个月交一次。“最近经济有点拮据，每个月可能连3000元工资都领不到了。”赵蔚说，“而且谁知道哪天有什么情况呢。”
交房租的方式很新潮——微信转账。房东只有在催房租的时候才会偶尔过来一两趟，“她一般都不来这里，还有别的生意要做。”4人间的阿姨说。在这住了两年的李姑娘插话，房东是东北人，以前有三套公寓出租，现在只剩两套。“还有一套是大房东收回去了，不租了。”
群租的生活总有很多不便，比如赵蔚和她的室友常抱怨房间离卫生间太近，“睡觉、起床都会听到水哗哗的声音”。
相处也是件麻烦的事情，“那么多女生，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碰到特别合不来的就惨了。前几天刚住进来一个女生，当晚就和住在这的一个人吵架了。”原因是有人挪动了她刚搬进来的行李。
“再有就是蹲马桶的时候，”赵蔚说，“你刚坐上去，就有人进来催你了。”
晚上9点到10点是李倩认为的“最恐怖”的拥挤时间。一天晚上她们调研回来，想去卫生间洗手，却发现不到3平方米的卫生间已经站了5个人：一个人在内侧淋浴，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和面前等待的一个女生聊天，还有两个女生占着洗手池。“二三十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实在是太恐怖了。”李倩说。
此外，使用公共物品时，“大家都不是很爱惜”。厨房的冰箱是所有租户共用，“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前几天还发现了蟑螂”。厨房里有一个3米长的灶台，上面摆满了厨房用品，其中有四个大小不一的电饭煲，两个锅。
太脏了，“不知道多少人住过了，厨房和厕所都很脏，以前的人留下来的盆盆罐罐都塞在那里，洗手间看起来黑乎乎的”。张羽显然比赵蔚更介意一些。
她甚至从来不用厕所和厨房，“我从来不坐上去，一般在单位上完厕所再回去。”“谁知道有什么传染病啊，”她也曾动过要自己做饭的念头，但还是“当即打住，也不可能购置锅碗瓢盆太多，划不来。”
混乱的公共设施偶尔会引发她们对于安全问题的担心。几乎每个上铺床边都搭着一个电插排，“这里的插排从来不拔下来。”赵蔚说。在卫生间，还摆着一个吹风机，天天接着电源，“那可是有水的地方啊，得多危险”。
住在这里的人生活也充满着紧张，几乎每栋求职公寓的大门后都贴着一张或几张字条，上面写的大多是禁止带外人进入，不随意开门。
“每当蹦出关于群租公寓的新闻我们都会很谨慎，”四人间的阿姨说，“但凡敲门都要问清楚是谁，就怕有人来查，我们就没有地方住了。”阿姨住在这里的近三年期间，她并没有遇到过查房的人。
有人把这里当成家，但对更多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
很多人已经开始习惯这种生活，也许像官网上写的，“已经对这个‘家’产生了感情”。赵蔚不忙的时候，也会和这里的同事一起聊天，用厨房做饭吃。
住在这里两年的李姑娘收入不错，但并不愿意搬走，“一个人住多不安全，这里好歹相互有个照应”。一位在北京工作了近10年的女生半年前住了进来，“一个人住太孤单了，一起住还有人说话”。
海南某高校毕业的朱瑶大部分时间都在找工作，每天一大早出门，到北京各大高校参加招聘会或者面试。面试后，朱瑶开始在网上搜寻各处的房子，“求职公寓只是我用来过渡的一个住所，主要还是想找单位附近的房子住”。她晚上10点多才回公寓，“快速收拾一下就上床，因为房东规定11点以后就关灯且不能洗澡”。
在北京面试了四、五家单位后，朱瑶进入了某企业实习，并搬离了求职公寓，“我比较喜欢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和很多人住在一起要照顾到大家，不能随心所欲”。
和她一起搬走的还有金丽。在顺利进入某媒体单位实习后，她总觉得“男女混住多多少少有些不方便”，在外另找了一个价格贵些的单间。
刚来求职公寓的时候，张羽还会和同公寓的人相互闲扯一下，“你哪儿来的啊，在北京找工作还是实习？”但实际上，直到她快搬走，“我连她们的名字都不太知道。”
她记得同屋的一个姐姐，做动漫设计的，工资有8000元，“我实在不明白她有钱了为什么还住在这种地方”。
离开公寓后，张羽偶然点开了那位的朋友圈，看到的却是一根拉黑的直线。“这直线就像我在北京的那段日子，一片空白的意思吧。”她有些遗憾，“虽然大家都很努力地在这个城市打拼、寻梦，不过我从来没有在这群年轻人身上看到‘我属于这个城市’的幸福感。”
“他们当中很多人智商平平，家境平平，才气平平，这样的挣扎，我觉得就像给自己青春的一场名利谎言。”张羽说。
在北京打拼了4个月后，赵蔚现在觉得“心累”。每周与不同的客户见面，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辞，“希望每一个客户都能签单”，而事与愿违，“社会就是和大学不一样”，即便客户不错，还得提防自己的同事，“勾心斗角的事情常有”。最让赵蔚气愤的是，有一次原本属于自己的业绩却都被领导判给一个同事，“我在经理面前哭了整整一天，他就看着我哭”。
万琳在北京常感觉“不知道该怎么融入这座城市”，“家乡人都说方言，亲切，在客户面前，说普通话的时候我偶尔会流露出一丝胆怯”。
她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辛苦，也没赚到钱，看不到未来。“在北京，很多事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我也要为自己考虑，不能让我的青春就这样白白给了这座城市。”
“现在觉得北京也就不过如此，除了机会多也就没其他的了。”赵蔚摇了摇头，“我想我在北京也不会长久待下去，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是先好好做这份工作。”(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