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黄种人白种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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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期，国人欣然接受欧美的人种肤色分类，也大致接受了欧美人对肤色的优劣划分，只是辩解黄种与白种同样高贵。康有为认定白人优秀，黄种次之，棕色人又次之，黑色人种最麻烦。黄种人通过改变饮食、加强锻炼，百年之期可以与白人无任何分别，其它人种要通过迁地、杂婚、改食、沙汰(如“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传种”)，以实现世界上的“人民平等”。

　　这不能不说是对白人至上的独特应对，只是如何说服白人与他种肤色通婚而自弃至上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大问题。致力于脱亚入欧的日本学者也在想通婚的办法，高桥义雄等人曾面询斯宾塞，斯宾塞断然认为不可，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将像拉丁美洲土著与白种人通婚一样，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

　　西方“黄祸论”兴起，中国对之既有被诬指“祸害”的愤慨，也不无因力量被充分估价而产生的想象性自许。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的回应，被动性不只在时间的先后，还在于受到“黄祸论”后面的思想逻辑的影响，那就是与黄祸论同构的基于种族主义和力量崇拜的观念。拿破仑的“睡狮论”之所以被反复说到，在于他说到了中国醒来的力量，而他对这一力量的担忧，则不在人们的理解之中。

　　(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是西方人对“黄祸”恐惧的代表)

　　文学的翅膀先行展开，想象比格于历史形势下的现实困厄容易变得乐观。二十世纪初，关于中国人未来的百年想象在文学中不断出现，许多故事将中国人的未来生活场景设立在不为人知、远悬海外的大陆或岛屿，那里民丰物阜，风土宜人，折射了逃离本土现实、另辟海外桃源的心态。

　　1907年，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描述，一群中国人逃离本土，在南太平洋的“螺岛”生息，数百年后，在那里建立起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男女平等的制度，“一隅之地，俨有极乐世界的气象”，最后是“发见一块从古到今杳无人迹的大地”，可“做我同胞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子子孙孙的殖民地，政治道德的完善，还比现在文明国胜过十倍”。小说驳斥大同世界的认识：“种族界限，他人分析极清，我同胞中犹有主张大同的陈言，欲合地球万国为一大社会，成一大团体，岂非梦呓？”“主张大同的，不过无聊之想，其见事不明固可嗤，其立言之心犹可哀。”

　　更有作品描述未来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大对决。1908年，碧荷馆主人又发表小说《新纪元》。小说写到，1999年，中国已成为强盛大国，发出号召，“地球上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改为黄帝纪年，匈牙利响应，但因其国内有三成白种人，发生冲突，白种诸国对匈兴兵，中国派兵保护，黄白大战爆发，黄种诸国群起相助，巴拿马华侨夺取运河，各地华侨建立自己的国家，中国舰队在黄之盛将军带领下，在南中国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亚德里亚海击溃白种联军，迫使其签下十二款条约，类似于西方施于清朝条约的颠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说结束处，白种人自感受到奴役，掀起新的风潮。

　　一年后，高阳氏不才子发表小说《电世界》，仍是一场黄白大战。1999年欧洲中原的西威国发明飞行舰队，扫灭白种诸国，欲统一五洲，先取东亚，此时中国国强民富，兼科学家与工业家一体的黄震球发明超级武器电枪迎击，先在太平洋战场获胜，又陷西威国首都，战后建立中国皇帝仁慈的全球统治，“电王”黄震球将科技用于改良社会，但白种人仍怀仇怨：“我们人种，向来称地球第一的”，如今土地沦陷，辛苦做工，“若不一行暗杀主义，却有辱了我们全种的名誉”。

　　晚清知识分子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世界，一方面是西方(也就是白种人)的力量，一方面是华夷分野。西方的力量，使其不能不正视和应对，从而不能不逐渐承认其先进性，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否定自身(也就是黄种人)作为人类文明中心的价值。因而，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实际上类似于一种承认，即承认西方文明具有与中国文明同等的份量，而对世界的划分，则仍然不脱华夷分野，除西方之外，其它种族仍属于夷。也就是说，华夷之分的眼光并未打破，只不过是西方不再被归于夷，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比华更高。

　　这种认知模式，甚至至今有效，许多人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中国和西方，其它地方，则只有余光的顾及。在华夷之分下，人们有一种歪曲的天下主义，视华夏之外无非夷狄；在中西之分下，人们则只有一种歪曲的片面主义，中国和西方之外，再无其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熟悉中西之辨，整个知识体系都围绕着“中国”与“西方”而建立，整个认知体系也囿于中西之分。西方有知识生产，代表着人类生活的方向，中国在追赶，其它地方可以无视，最多只有博物学上的意义，这仍是当今很多人潜在的知识逻辑。睁眼看世界，其实是睁眼看西方。而近代以来的斗争目标设定，也基本上是为民族争取一个可不落于西方的生存资格或等级排序。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大战，不是在种族之间展开。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在白种人之间，一次在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之间。没有黄白大战，肤色作为分离性因素也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但黄祸论和作为其反向回应的黄种乌托邦，确实是百年前的一股思潮。这种思潮与政治的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文化的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西方与东方混杂在一起，共同为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蒙上杂乱的颜色。后发现代化社会从自暴自弃、自我矮化到主体性丧失，现代化国家从趾高气扬、自视优越到俯视性眼光，都是见之不鲜而且至今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