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梦,中国梦——中国最大留学人才“归国潮”启示录

08.11.2017  01:50

  新华社记者 赵承、陈芳、余晓洁

  这是一个民族史上罕见的人才回流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正形成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截至2016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到265.11万人。仅2016年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较2012年增长15.96万人,增幅达58.48%。

  这是一个国家崛起于世界舞台的“磁场效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和不断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对海外人才形成了强大的吸附力。拥抱“中国机遇”,投身“中国梦”,成为众多海外人才的共同选择。

  这是一个执政党求贤若渴的宽广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战略目标,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千人计划”“人才签证”“留学生创业”……不拘一格招才引智,为海外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和空间。

  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在“大磁场”的强大引力下纷纷归国,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民族复兴洪流,弄潮其中,风光无限。

大磁场”的引力——“我想回中国”,不做巨变的旁观者,要做巨变的创造者

  “你想回中国?

  “对,这个机会很有吸引力。

  “你这个方向系里缺人,终身教职何其宝贵,有人梦寐以求却没有拿到。

  “谢谢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月26日,已获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邓巍巍向系主任请辞回国。

  4月27日下午。在美国讲台上完最后一堂课后,邓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笔灰,与学生作别。此时,他在美国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还是走?邓巍巍不是没有纠结过、徘徊过。“你从哪里来?”在美国的那些年,这个众所周知的终极问题时常拷问着他的内心。

  2016年9月15日,中国“天宫二号”成功发射。曾经的大学同学坐在发射指挥大厅里参与发射,而身在美国的邓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来了解发射的情况。

  那是一种游离于家门外的感觉,这感觉撞击着他的心,也让他找到了那个终极问题的答案。

  飞速发展的祖国,有着强大的磁力,吸引着他踏上归国的路。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早于邓巍巍5年回国的袁军华喜欢用钱学森的这句话诠释他的离开。

  “我怕再不回来就晚了!我不想当祖国发展的看客!

  2012年,袁军华受召于“千人计划”青年项目,结束哈佛大学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年后,他的夫人,同样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的张榕京回国。

  ……

  归去来兮,许多人遵从的是内心的呼唤。

  “希望广大海外学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努力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华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体留德学子的回信从中南海传遍全球:“走,回中国!”一时间,归国成潮。

  国际大咖回来了——

  2017年,蜚声中外的“大师”、世界著名计算机学家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长期从事计算机科学和量子信息科学研究,是迄今为止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得主中唯一一位亚裔专家。

  实际上,姚期智早已“归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在清华,他先后创办计算机科学实验班、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亲自授课,指导学生论文,其计算机科学实验班被外界称为“姚班”。十余年间,一批批拔尖创新人才从这里迈向世界学术舞台。因为“分量重”,姚期智回国被视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归中国的“风向标”。

  领军人物回来了——

  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单分子酶学的奠基人谢晓亮、高能物理王贻芳、人工智能甘中学、新药创制丁列明……他们的回归使中国在各自领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双双把家还——

  从加拿大归来的一对夫妻何理、卢宏玮,丈夫入选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妻子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国我们现在已经参与到国家级重大工程建设中,觉得特别有成就感,这在国外是很难想象到的。”卢宏玮说。

  同门团队把业创——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率高徒陈宇翱、陆朝阳先后回国,三人三夺世界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最高荣誉——菲涅尔奖。他们在回国后组建了一支中国物理界的“梦之队”。

  潘建伟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发射,圆满完成了包括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在内的三大既定科学目标……英国《自然》杂志评价:量子通信领域,中国用不到十年时间,由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劲旅。

  “80、90后”登场了——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杂志评选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创新人物(TR35),中国“80后”青年科学家戈钧跻身其中。

  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一毕业,戈钧即选择回到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回来时,带着怀孕的妻子。“中美之间的科研条件在迅速缩小差距。”戈钧说。

  从第十二批“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开始,而1980至1984年龄段成为绝对主力,“90后”首次闯入“青千”榜单。

  潮涌东方,势不可挡。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迎来了史上规模最大、领域最多、范围最广的留学潮和归国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陈竺说。

  中国留学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态势成为“现象级”:1978年,归国人员仅以数百人计;2009年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万人,2012年27万人,2016年突破40万人……

  人员结构从“高精尖”向多层次扩展。从业领域从科研向创业、公共服务等多元化扩展,堪称全方位“登陆”。“尤其是最近5年呈现规模化、常态化,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局长孙学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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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清图集

  王贻芳在广东省深圳市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室内(2013年11月8日摄)。

  潘建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实验室内了解科研情况(2016年2月25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