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京不能成为奥斯维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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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如果从暴行的残虐程度，规模来说，广岛与奥斯维辛甚至都无法与南京相比，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在不间断的6周内，至少有30万平民被杀害，超过2万名妇女被凌辱。

　　　“每日每夜，我们饮下自酿的黑色牛奶，为自己挖掘一座不再拥挤的空中坟墓”，德籍犹太诗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保罗?塞伦在作于1945年的长诗《死亡赋格》中这样写道，当时正值第一批关于纳粹死亡集中营令人震撼的信息被惊愕的盟军随军记者发往世界各地，从而使得纳粹隐藏的罪行在全世界初露端倪。在塞伦笔下，所有关于二战中这些无法痊愈、解释的人道主义罪恶记忆，都被称为“黑色牛奶”。

　　所有历史上针对人类的暴行和受难者都具备某些共同点，作为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和中国研究专家的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黑色牛奶——在犹太创伤范式中思考南京大屠杀》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如何才能使关于受难的记忆成为民族重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问题，进而声明，如果将南京的惨剧和日本在二战中占据中国时期的其他暴行称为“大屠杀”(Holocaust)，历史学家们就必须证明大屠杀是一个适用于犹太人以外的民族，一个可以引起同样情感的名词。但是，在犹太人的悲剧和控诉已经被全世界认可和悼念的同时，而中国则仍然在努力使世界明了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总之，为什么南京不能成为奥斯维辛？

　　资料图：奥斯维辛集中营

　　 【淡忘与歪曲】

　　第一个答案也许是世界对此的淡忘与歪曲。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南京大屠杀始终没有被遗忘，并且作为奥斯维辛的对等概念存在。一如约书亚·A.福格尔在《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与史料》中争辩的那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南京的暴行是审判的核心问题之一，被列为甲级战犯之一的前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因没有阻止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等一系列罪行被判处死刑，虽然审判在国际司法与追究战争罪行方面的影响力显然不如纽伦堡审判。但在纽伦堡确立的“种族灭绝”、“反人道主义罪”再次被使用。在日本国内，尽管有来自官方系统持续的抑制与洗刷，对于南京屠杀的记述仍然从各个角落蔓生而出，从1965年起持续32年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东史郎日记，到1997年《每日新闻》关于“百人斩”事件的报道；甚至日本右翼企图翻转历史的企图，也不过是源于他们对真相持续存在，并引发注意的恐惧。许多日本国民在听闻政府修改海外出兵法案时就提出南京与广岛的教训，一如奥斯维辛已经成为德国第三帝国种族歧视罪恶的代名词，当下德国任何针对外籍公民的歧视和犯罪都会被媒体毫不犹豫地指向纳粹一样。和君特·格拉斯以统一的德国曾经犯下过骇人听闻的罪行而反对两德统一相仿，这种对战争责任的泛化也出现在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中，他不仅坚信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队战场暴行的自然衍生物，更提出了“一般国民的战争责任”这一概念。

　　不过，淡忘和歪曲不仅仅意味着对单纯事件的忽视和掩盖，更意味着当人类灾难遭遇现实利益与意识形态考虑时得到的区别对待。当1937年12月初，日军抵达南京郊外时，国际社会对即将发生的悲剧毫无准备。在一份提交柏林的外交部每日报告中，驻南京德国使馆人员承认他们主要担心的是来自国民政府溃军的抢掠，没有想过来自日本占领军的暴行：“相反，我们希望随着日本人的出现，和平，安宁和繁荣的局面将得以恢复。”尽管像《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尔奇巴德?斯蒂尔以及美联社记者C.耶茨?麦克丹尼尔，以及正巧身处美国军舰帕奈号上的环球公司新闻制片人诺曼?艾利和来自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迈耶尔等少数外国媒体工作者的努力，诸如“占领后的兽行”、“洗劫后的南京”之类的标题在南京沦陷后出现在美国各大报纸以及《读者文摘》、《时代》与《远东》杂志上，但是读者的注意力仍然被美国军舰帕奈号的遇袭所吸引。德丁甚至在18日发自上海的报道中大声疾呼，描述自己在15日就目睹了3次集体屠杀；当自己乘船离开南京前往上海时，目睹的最后一个骇人场景即是在江边的马路上，日军在十分钟之内枪决了200名中国男子，但美国总统罗斯福仍然亲自要求艾利在自己纪录片公映前剪掉大约三十英尺的胶片，以便说服美国公众，日机对帕奈号的袭击是一场误会，从而避免外交纠纷；而南京基督教青年协会秘书乔治·菲奇冒险将胶片带出，由约翰?马吉拍摄的屠杀罪证纪录片，则要等到珍珠港事件后，其部分镜头才得以在弗兰克·卡普兰的战时宣传片《我们为何而战》中露面，用以提醒美国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凶残的敌人。

　　同样，中国当时的新闻媒体也无法对1937年12月至1月之间南京城的命运做出更多、更详尽的报道，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福尔克的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幸存者数量不多，更是因为这种残暴行为的广泛曝光可能极大损伤民众和军队的抵抗意志，特别是当中国军队不得不持续进入撤退与防守状态的时候。

　　战争结束后，两场同样严重灾难的受害者仍然在遭遇不公平待遇。“冷战在亚洲的兴起，迫使美国为了及时让日本成为包围苏联与中国链条上能够及时发挥作用的一环，仓促结束了对它的社会改革，使得日本没有，也觉得不需对历史进行类似战后德国的彻底反省。”福格尔说，“即便远东军事法庭的判决也没有能彻底完成这一社会意识深处的转变。”确实，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在东京宣称的那样，日本经济资源的贫乏和亚洲国家普遍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事实，都给日本自19世纪末开始的亚洲军事扩张蒙上了某种可理解的色彩。最后，广岛和长崎的悲剧使得世界和日本国民内部都萌发了一种这个战争发起国同样也应该被列为受害者的情绪。“自然，一个受害者和被迫自卫者并不需要道歉与反省。”福尔克如是说。

　　“更要紧的是，如果充分承认南京的悲剧，就等于变相承认了西方各国，以及国际联盟在这种暴行面前的一筹莫展，无论是在道义还是在实际行动方面。”在追究“为何南京被遗忘”时，福格尔进一步把问题引向了西方国家以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在二战后对于第三世界人道主义灾难的区别对待性上，例如1994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美国左翼激进时政杂志《琼斯大妈》评论说，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干涉一向涉及中东等具有更大“战略”重要性的某些地区。而非洲那些充满饥荒、内战和艾滋病危机的地区在近期的任何时候，都不大可能成为美国海外政策优先考虑的选择。另一方面，在对于国家罪行的追究方面，纽伦堡与东京审判开创了国际司法对于国家战争罪行审判的先例，然而联合国未能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法庭来把这种原则与框架贯彻下去。尽管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内战，为纽伦堡原则的回归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场，联合国安理会在海牙建立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审判卢旺达大屠杀的反人道主义罪行法庭，并最终逮捕了1997年，曾在波斯尼亚小城斯雷布列尼察，指挥臭名昭著的塞族志愿部队“蝎子团”屠杀了5万名穆族平民的科尔斯蒂奇少将和前南联盟总理米洛舍维奇等战犯，英国军队和法国外籍军团也在2002年、2003年进驻塞拉利昂和刚果，支援联合国维和部队制止当地内战和种族仇杀，但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的悲剧同样解释了以“干涉人道主义灾难”为名的武力介入可能带来的新悲剧。“鉴于西方人固执地看着他们自己的世界，我想，我们绝对应该大声讲出南京的故事。柬埔寨、卢旺达、前南斯拉夫，各处都有灾难。我们(美国人)应该大声讲出这些灾难。”纪录片《南京》的导演比尔?古滕塔格说，“张纯如女士的作品让四十万读者了解了南京的悲剧，我希望通过《南京》，会使上百万，甚至更多的人了解70年前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影像的滥用】

　　确实，在表现人类悲剧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影像艺术作品更为方便、直观的手段了。和纪录片《南京》一样，其他那些展示日军针对手无寸铁的南京居民暴行的照片与录像似乎是提醒中国公众不能忘却历史的重要手段。然而，影像，尤其是残酷影像的泛滥，会引发致命的误读。在以色列，每一位来访的政要都会被安排参观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中心：伊安?布鲁玛将这种行为企图传达的信息解释为“如果任何国家或民族想理解以色列并与之友好，那么首先必须表示正视，同情这个民族痛苦的意愿，然后再谈得上外交、贸易等现实中的利益考虑”。

　　资料图：纪录片《南京》

　　然而，布鲁玛却发现，许多以色列人非常厌恶这种安排。为了纪念1941年9月，德军在基辅城郊娘子谷(Babi Yar)集中屠杀3万4千名俄国犹太人的暴行，一组醒目的雕塑被竖立在纪念中心的庭院，最前排的就是四名面对枪口的裸体女性。布鲁玛回忆说，一位耶路撒冷旧城私人博物馆馆长曾向他抱怨：“为何总是把外国人拖去，让他们盯着那四个姑娘目瞪口呆？她们已经死过1次了，为何还要一再受辱？我们奢谈什么永远不忘，不忘什么？民族苦难？还是她们一丝不挂？或是她们现在被弄得永远处于被枪决的一刹那？”

　　确实，如何在灾难发生后，正确处理、展示这些令人恐怖的影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1995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央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南京大屠杀图证》封面上，读者唯一看到的是一系列关于殴打、斩首、受难者尸体的图像，非常显眼的是一位因遭受凌辱而身体暴露的女性，并因底片拍摄已久导致的模糊不清并不能掩盖她脸上的痛苦与羞辱。问题在于，这种触目惊心的形象如何保证不引发观看者的本能厌恶？并保证顺利转化成为它期待中观看者应该具有的情绪？

　　在公众记忆已经被现代媒体连篇累牍地轰炸灌输的今日，数字与影像的力量已经非常微弱，它们不过是我们日常信息摄取中的图案碎片。如何将事实转化成合理的叙述，要求叙述者们在技巧、事实掌握和道德感三方面缺一不可。克劳德?朗兹曼在他著名的纪录片《浩劫》中，拒绝使用一切关于奥斯维辛暴行的直接影像，尤其实在著名的电视纪录片《大屠杀》已经广为被观众接受的条件下。影片的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固定布景中，只有一个个集中营幸存者和当事被告端坐在那里讲述，除了他们的语言，很少有其他东西企图“帮助”观众领会这些灾难的面目。西蒙波伏娃在影评《恐怖的记忆》中说，最令人心碎的镜头莫过于一堆堆受难者携带的箱子，有的贵重一点，有的朴素一点，箱子上是拥有者的姓名和地址，每个箱子都被某位对生存抱有一线希望的母亲整理过：奶粉、药品、食物与衣服。同样，与斯皮尔伯格等赞助的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等以影像、技术夸耀的二战人道主义灾难研究机构不同，耶鲁大学fortunoff音影资料中心把精力放在了收集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资料上，正如资料中心负责人杰佛里?哈特曼说的那样：“口述历史的目的不在于将叙述者固化为消逝的历史人物，而在于尊重他作为一个非人道灾难中证人的价值，在这里，我们不能任凭纳粹分子制造的影像犯罪记录来禁锢我们的记忆。”

　　遗憾的是，作为另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的南京大屠杀，在幸存者的口述历史材料收集、编辑方面远远赶不上发生在欧洲的对应物。拉贝日记的面世和李秀英的口述回忆录仅仅是个开始。否则我们仅仅只能充当想象的证人，因为“关于创伤的故事，永远不能完全讲述的”。这种讲述对于倾听者难以进入，对讲述者本人也是极大的考验：创伤的再次提起仿佛是再次进入受难的境遇，任何细节记忆上的模糊都会招致不怀好意的怀疑与攻击，伤害造成的精神损失无法估量；尽管如此，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正如杰佛里?哈特曼说的那样：在奥斯维辛之前，我们是只能在想象中体验罪恶的儿童，而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儿童。”只有深深地掘进这些影像不能传达的无助与恐惧之中，我们才能将历史记忆，觉悟中真正的遗产传递给下一代。

　　 【无法替代与不可讲述的真实】

　　在继续追溯南京与奥斯维辛的命运差异的同时，我们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另一个疑问？这种比较的终极意义何在？它使得我们距离受难者的痛苦是更远了？还是更近了？如果从暴行的残虐程度，规模来说，广岛与奥斯维辛甚至都无法与南京相比，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在不间断的6周内，至少有30万平民被杀害，超过2万名妇女被凌辱。然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正如舒衡哲抗议的那样：“真实固然重要，但数字并不能增强受难的真实性。也未必能够真正让世界了解痛苦的本质。仅把大屠杀数字化和抽象化的所谓客观公正的政治与学术倾向则可能使大屠杀成为逃逸与远离我们的切身性的一种轻飘飘的存在。”

　　资料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真实的基础无疑首先来自对客观事实的掌握，无论中国，还是大部分欧美学者，都会对日本少数右翼极端势力企图掩盖南京悲剧的拙劣努力感到义愤和轻蔑：无论是1984年，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那本逻辑不通的《虚构的南京大屠杀》，还是2004年，曾在南京沦陷时期展开百人斩杀人竞赛凶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遗属对朝日新闻记者本田胜一控告，无疑是经不起推敲的。更不要提其他各种幼稚的控诉，诸如用于杀戮的日本刀极端脆弱，根本不能持续使用，或者日本军队自古以来都没有大规模杀降的传统，甚至第六师团士兵的体力根本无法胜任如此持久的暴行云云。“南京”在日本人眼中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田中正明，松村俊夫都不是专业严谨的历史学家。对这些荒诞的反驳产生义愤很容易，尤其是事实和道德优越感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世界知道的，不仅仅是诸如南京殉难者数量这一类技术化的具体问题。而是那些悲剧个体的命运以及由此产生的持久控诉：无论是一个受难者，还是30万甚至更多的受难者，其悲剧和犯罪者的罪行同样不可回避。

　　在以色列作家，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所著的《第三帝国与犹太人》中，他为那些企图更加接近南京大屠杀悲剧性质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如何让南京成为奥斯维辛”的示范：1942年，在立陶宛，德国党卫军地方保安部队在卡尔·杰尔格(Karl Jaeger)上校的指挥下，处决了137000名犹太人，其中有55000名妇女和34000名儿童。如果弗里德兰德仅仅为我们提供这种统计表格式的说明，那么我们除了惊愕，很难产生任何其他的感觉，然而索尔·弗里德兰德却以一段摘自当地科夫诺犹太人区日志中简短的一页，生动而准确无误地将受难者的绝望与折磨呈现在读者眼前：1942年1月14日，根据命令，所有犹太居民的宠物猫和家犬被集中到了位于维鲁奥诺斯大街的犹太教堂，然后被枪杀，尸骸被禁止收殓埋葬，遗留在原地达几个月之久。55000名妇女和34000名儿童的死亡给我们带来的是震惊与麻木，然而这些似乎价值与人命不能相提并论的动物之死，却让我们对纳粹的残忍有了全新而近距离的体察，带来了情感深处真正感同身受的愤怒与悲伤。

　　无疑，受难者的愤怒与悲伤是任何我们已知手段所无法弥补的。2003年4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在尾山宏率领的日本律师团帮助下，正式在东京高等法院二审中胜诉，迫使《南京大屠杀疑问》的作者松村俊夫与发行人相泽宏明被迫支付150万日元赔偿金，然而，这只是一个复杂过程的开端？“我并非认为李秀英、夏淑琴和其他数千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不必针对日本政府或个人，利用司法手段讨还公道，但是，什么样的言辞和赔偿能够赔偿李秀英的痛苦失去的婴儿？”在舒衡哲看来，以受害者身份推动曾经的战败国“再次为善”的进程是一件无比重要与艰巨的任务。甚至对于赔偿的要求甚至会被曲解成一个讯号：这样的行为可以重演，只要犯罪者事后能够拿出(看起来)足够支付的代价。这些都是战后犹太人在寻求匡正和自我治愈过程中得出的惨痛而宝贵的教训，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当代中国人追求正义的过程中也应被牢记，一如塞伦企图通过“黑色牛奶”传达给我们的关于悲剧的记忆。

　　@采访对象简介：

　　伊安·布鲁玛

　　纽约巴德大学，亨利卢斯人权与新闻学专业教授，《远东经济评论》、《纽约书评》、《新共和》与英国《卫报》专栏作家。研究方向为当代亚洲社会发展与二战中的人道主义犯罪。在罗伯特·萨贝等编辑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与疗伤》中担任撰写“屠杀的象征性符号”一章。

　　约书亚·A.福格尔

　　加州大学圣塔巴布拉分校历史学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远东政治与中日关系。《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与史料》的编纂者，并撰写了导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