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中我们知道爱情让钱锺书得到了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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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钱锺书先生所以养成宁静的不旁骛的治学心态，固然由于对学问本身的如同宿契般的兴趣，还由于他很早就获得了终生不渝的爱情。爱情是一副良好的安定剂。躁动不安的青年时期，让他得到了安宁。

　　探讨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方式，还必须讲几句不能不说的话，就是你想向钱先生要什么。六十年代初，有一本流行的书，是苏联作家柯切托夫写的，叫《你到底要什么》，一本反思苏俄正统的书。但是它的书名我很感兴趣。对钱先生，也有个到底要什么的问题。本文开始提到的那位说钱先生是杂耍艺人的文章，他要的是钱先生自己不想要更不想做的东西。

　　钱先生不是革命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游旋于政学两界的人。你向他要革命，他没有。要政治，他不喜欢谈。要亦学亦政，他反对这种骑墙式的人生状态。他是非常单纯的学者。不应该向他要这些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你要他出头？参与街头政治？他不愿意那样做。换句话说，他不是梁任公，他不是冯友兰。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当然很好，三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大册，陈寅恪先生评价很高。抗战时期的“贞元六书”，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也是开创性的建树。冯友兰的学术成就，没人能够否定。但冯先生一生于学问之外，有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一面，所以容易遭受各种訾议。但我不赞成否定这位杰出的大哲学史家，到现在我给学生开书目，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还是必读书。

　　但钱先生不是冯友兰，他没有投身政治活动的激进的经历。他和熊十力也不一样。熊十力是新儒家的领军。我们讲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三圣。但熊十力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参加过起义，行伍出身，学问资历不高，但他的学问成就是一流的。钱先生没有参加过革命，甚至学生运动他也不是很赞成。要知道，他的尊人钱基博老先生，也不赞成学生搞运动。钱穆钱宾四先生，也不赞成年轻学生参政，他们认为学生主要是读好书，积累知识学问以备将来有用于家国，或至少有益于世道人心。陈寅恪先生就是这样的主张。但他不涉身政治，不等于不懂政治，他的信念和信仰非常牢固。如果对政治有看法，也是通过学问的途径来表达，不轻易作出位之思。

　　钱锺书先生所以养成宁静的不旁骛的治学心态，固然由于对学问本身的如同宿契般的兴趣，还由于他很早就获得了终生不渝的爱情。爱情是一副良好的安定剂。躁动不安的青年时期，让他得到了安宁。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厦门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有幸拜望郑朝宗先生。我去拜访他，是由于正在研究钱锺书。我向郑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以钱先生的睿智和锋芒无法掩藏的性格，1957年的风雨环境他何以能够平安度过。郑朝宗先生用很大的声音说：那是由于他有杨绛先生。他有了杨绛，觉得什么都有了，何须外求。我认为郑先生讲的是知钱知人生知爱情之言。

　　关于钱先生的学术成就，除了众多的具体学科门类的学术创获之外，在学术观念上的一大贡献，是打破了中外学问的神秘。他告诉大家，中国的学问没有那么神秘，不像传说的那样遥不可及。有人说钱先生的著作不免有卖弄学问之嫌，我以为是看错了。其实他是把被人神秘化的学问，打破了锦囊，揭开了谜底。他似乎在说，人们奉若神明的那些学问，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东西就那么多，难点也可以数出来。我相信他内心有这个东西。另外一点，他虽然不缺少整体把握的能力，但他绝不想构建框架完整的体系。这一点恰好是中国学问的方式。中国的先哲，从不以构建体系为能事。只有少数例外，一个是《文心雕龙》，不能不承认这是一部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著作。这和其作者刘勰受到佛理的影响有关。还有宋代朱熹的哲学，是有一个理学的理论体系的。除此之外，即使古代圣贤，也很难说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不构建体系，不等于乏于辩证思维。《管锥编》开篇“论易之三名”，引皇侃《论语义疏》的自序：“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钱先生于此写道：“胥征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具道吾国语文的特点。然后又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外文省略——笔者注)，拉丁文中亦无义蕴深富尔许者(省略同前)。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嗣后遍举中西典例进而阐说，于是又言：“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此论虽为畅述中国语文的思辨功能，也可以理解为钱先生对自己著述体例的理蕴自道。

　　钱先生还告诉我们，中国的东西不是独得之秘，正如西方有“奥伏赫变”，中国也有相应的理趣；我们中国有的，域外之文化渊深之国度，并不是没有。人类的奇思妙想的智慧结晶，中国人、外国人常常不约而同。所以学术思想上才有“轴心时代”的提出，亦即全世界最早出现第一流思想家的时代，都是在纪元前八世纪到二世纪左右，佛祖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产生于此一时间段。钱先生的名言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他的著作里充满了“貌异心同”这样的话。比较文化学所追寻的，归根结底是尚同。人类的相同点远远多于不同之处。持续在那里讲不同，互相标异，就要打架了。追求同，可以使人类走向和解。主张尚同，能把学问做大。标异的学问，是小家气的学问。钱先生没有观念预设，因此没有预设的观念和方法的框框，秉持的是一种带有古典意味的学术自由主义。这是我研究钱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带有古典意味的学术自由主义”。他是学术自由主义，他的思想极端自由，文体极端自由，表达极端自由。但他是典雅的古典自由主义，或云具有古典意味的学术自由主义。

　　陈寅恪先生相信可以重构历史的真相，但是钱锺书先生认为，写自己个人的历史，都难以复原历史的本真，因此他不相信任何一种回忆录。陈寅恪认为历史真相可以重构，不是徒托空言，而是有他的学术实践。他的《柳如是别传》，就把钱(牧斋)、柳(如是)和柳(如是)、陈(子龙)的交错复杂的关系，复原重构得如同回到历史的现场。陈的考证，做到了他自己提出的需要有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和精神。钱先生当然也具备这样的眼光和精神，他本人就是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家，但是他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有异。有人说钱先生对家国世事人生关怀不够。这里举一个例子，即他在阐释《左传》的时候，引用《左传》昭公十八年，“可以无学，无学不害”，这是在说什么呢？另外他引《老子》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又引《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郑玄注所引《春秋繁露》“民，暝也”。更引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三《儒言》里的话：“秦焚《诗》、《书》，坑学士，欲愚其民，自谓其术善矣。盖后世又有善焉者。其于《诗》、《书》则自为一说，以授学者，观其向背而宠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气焰，因其党与而世其名位，使才者颛而拙、智者固而愚矣。”钱先生说，此晁之论，是为反对王安石的“新学”而发。这些考论阐证究系何义，世不乏善读钱书者，自当通解真切，无待我言。

　　以上内容摘自《现代学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