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遗孤：中国人民养育了我
[ 摘要 ]我是一个战争遗孤，要不是中国人搭救，我这条命早都没有了。我写的都是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他们自己也很穷苦，他们收留我，没有私心，就是善良。
《何有此生》新书发布会对话现场。赵京华(左)，中岛幼八(中)，李昕(右)
2015年4月，74岁的日本老人中岛幼八在日本自费出版回忆录《何有此生》，这花掉了他一年的养老金。
中岛是一名日本二战遗孤，像他这样被遗留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民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总人数在四千人以上，其中九成以上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他们从日本平民，沦为战争孤儿，却由同是战争受害者的好心中国人抚养成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回国后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故乡，不见容于日本社会。
1954年，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访日时，受中岛生母所托，来东北找到了他，劝他回日本，中岛说，把我拉上火车，我也要跳车跑回来。
但在老师的劝导下，中岛还是于1958年回到日本，从事日中友好工作至今。他一辈子为许多领导人都当过翻译，但唯独不敢为日本遗孤做翻译，害怕一出镜就流眼泪。
《何有此生》一书中，中岛以自己的故事向世人揭开这段充满矛盾的历史。该书中文版《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8月1日下午，这位73岁高龄的老人，与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赵京华和众多读者一起，分享他不同寻常的成长史。
开拓团被苏军关进集中营
1936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的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东北，称为“日本开拓团”。1942年，我父母受到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蒙蔽，随着由东京都人组织的开拓团到中国东北，打算开拓谋求自己的出路。于是，1岁的我跟着父母，还有比我大6岁的姐姐一家四口人，住在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宁安县沙兰镇(现在是沙兰乡)。
1945年8月日本败战后，开拓团共约500名成员开始四处逃难，后来石井团长率领大家向苏军投降，约4000人被关进了集中营，那里每天都有小孩死掉，生活惨不忍睹。同年入冬以后，开拓团得到苏军的允许回到原来的驻地，我们也回到了原来的房子。除了早已入伍的爸爸后来被押到西伯利亚，当时的家就剩下姐姐、怀孕的母亲与我，当年冬天食物匮乏，我的妹妹一生下来便不幸夭折。我妈因坐月子身体薄弱，我也因缺乏营养，皮包骨，几乎就要死掉。
母亲不忍心我性命垂危，想要偷偷地把我抱给中国的老百姓抚养。她将年幼的我委托给一位中国小贩老王，那个小贩便用担子挑着熟睡的我来到沙兰镇，挨家挨户寻找好心人收养。我的养母孙振琴一句话“这条小命我拉扯大”，就把我抱回去了。我妈嚼着饭喂我，因为我消化不良，肚子比较大，她每天给我揉肚子，不厌其烦地帮我按摩腹部，逐渐地使我摆脱死亡的险境。
从我来到养母家，到我回国为止13年时间，她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我长大，我和养母的感情就这样渐渐累积起来。
生母来夺子，我选择了养母
1945年，县政府发来将我们开拓团成员遣返回国的正式命令，我面临着与养母分别的境况。为了将我争取回去，生母也曾经先后两次来养母家：第一次她们来看我时，我被高个子妇女举到棚顶上藏了起来。
第二次是某天早晨，正在玩耍的时候，生母突然出现了。她用中文告诉养母：“这个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养母把我拽到自己的身后，两手叉着腰，摆出了掩护我的架势。生母忽然行动起来，转到养母身后要拉我，养母一趔趄，绊倒在地，生母趁势抓住我，抱着就往外跑。病愈不久，气色还不怎么好的生母，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趔趄了几次，拼命地跑回驻地。这个事情引起了团长和区政府的关注。
为解决问题，区政府决定尊重我的意志，采取类似中国古代“判牛”的方法：官员让我的养母和生母相隔二十米左右，在两边站好，他把我带到中间来，柔婉地对我说：“孩子啊，你想上哪个母亲的怀抱里去呢？好，你自己去吧。”我就这样用短小的腿脚，细碎的小步，直奔养母的怀抱。
次日，生母和我告别时，带着送来的毯子和水壶，深深地低下头来拜托养母：“这个孩子，拜托收养吧。”我的养母却选择把毯子退还给生母，说：“天冷了，在路上需要，你们留下吧。”
在之后的13年里，我的养母孙振琴和三个养父如接力赛一般将我养大。我的第一个养父叫陈玉贵，是一个朴实的东北农民，打长工为生，一直将我视若己出，疼爱有加，但在我8岁时因病去世了。后来我的养母带着我改嫁给第二个养父李希文，12岁那年，我染上了重病，养父用牛车拉着我，费尽周折寻医问药。我的第三个养父叫赵树森，是卖苦力的驼背码头工人，自己无儿无女，每个月用仅有的15块生活费供我上学。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养母与他结婚多年，却从没有在一起生活，她想着我只要能成为一个林业工人的儿子，那么我的上学和工作问题都可以随着农转非的户口解决，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更顺利。
红十字会遣送？“跳车也绝不回日本”
1954年，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女士率领下访问日本，带着生母的嘱托，她在牡丹江畔找到了13岁来中国的我。政府工作人员传达了我生母的意愿，希望我能回日本，而平时腼腆的我在当时坚决地拒绝了：“如果把我拉上火车，也要跳车跑回来。我绝不回日本。”养母在旁边，一言未发。她从旁搂住我，眼泪掉在我的头上。
我的人生第三次选择发生在1957年的隆冬，我刚上完课回来，恩师梁志杰老师正坐在宿舍等我，问起我回日本的意愿，对我仿佛晴天霹雳。“你如果回到日本，能为中日友好做出努力，那该多么值得高兴啊！”梁老师说。
但回到日本后，我却遇到了自我认同的困境，时常遭到冷遇。许多日本人不愿意相信中国人的友善，也不愿提及那段惨痛的历史。
1966年，我加入了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总部事务局，随后又被派往中国语研修学校学习，全面投身于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群众运动，其间还曾遭遇被“造反派”打昏在地等多次袭击。一方面我可以感觉到中日关系在升温，另一方面在日本友协组织内部总有奇怪的事发生，这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增加了我从事日中友好工作的信心。
不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占了八九成
最近日本有个统计，选出世界上最喜欢和不喜欢的国家。在恢复邦交以后，那时候80%、90%都是喜欢中国的，可是现在相反，不喜欢中国的占了80%、90%。日本人对中国是缺乏理解的。近年来，日本媒体总是抹黑中国，导致日本人对中国有很多误解和怀疑。我曾在日中友协工作，知道光喊口号不行，必须用真实的故事打动人心。通过书里的具体形象，让日本老百姓知道中国人实在、热情、心善，他们就不会相信什么“中国威胁论”。
像我这样的战争遗孤一共有三千多前文说的是四千多人，不少已经离世，再不写就来不及了。回国后，1958年回国，当时17岁，就可以写作了吗？文章中间是否丢失近年重返中国的信息？我便在东京中国大使馆旁边的中央中文图书馆开始了日文版的写作，大约用了一年。我曾想把日文稿翻译成汉语作为中文版，可实际翻译起来感到特别生硬，后来我还是用10个月时间，通过有意思的汉语把中文版重新编出来。在老三联总编辑李昕先生的推荐下，我的书得以顺利出版。但在日本推出日文版时，却遭遇了重重困难：有的出版社因为我是一个外行写作者，根本不认；有的出版社认为价钱比较高，出不了。为此我曾几度失眠，最后在两位老同志的帮助下，书才顺利面世。
日文版发行了以后，许多日本人表示深受感动，一读起来就停不下来，其实这动人并不来源于我怎么写，而是来源于这些中国人的形象。我是一个战争遗孤，要不是中国人搭救，我这条命早都没有了。我写的都是最朴实的中国老百姓，他们自己也很穷苦，他们收留我，没有私心，就是善良。我身上流的是日本人的血，但长的是中国人的肉，两个民族在我身上血肉相连。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互相了解，才有助于解决问题。所以我决定要在战后70年让这本书问世，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人的善良。
编辑：李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