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向西方呈现的中国真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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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西方人代表现代的启蒙时代的理性。但是，这种启蒙的理性也陷入危机，而中国带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批判的观点。西方早已遇到了一种价值观危机，而中国可以从自己的传统中找到解决方案。

　　从左至右：翻译、马海默、阿克曼、李洱和金宇澄，此活动为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一部分。

　　8月20日下午，一场关于“中国想象与中国书写”的对谈在上海展开，参与嘉宾有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翻译家马海默、作家李洱和金宇澄。

　　四人围绕西方对中国的幻想以及作家如何呈现中国展开思想交锋，一次次“误解”中碰撞出新的观点。(如欲了解嘉宾简介，可直接拉至文末。)

　　 第一轮：西方对中国的想象符合实际吗？

　　 阿克曼：西方对中国幻想甚至误解都不是坏事

　　想象或幻想的一大特点是，它对一个文化的期待，正是自己缺少的东西。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在几百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大的变化，从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发现孔子是代表他们的理性社会的偶像，到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运动的人，觉得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是革命的天堂。我们对中国最重要的理解是在建立在想象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坏事，我觉得理解一个陌生的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误解一个陌生文化更重要，更有创造性。我希望我一辈子能保持对中国的幻想、想象。

　　 马海默：别模仿西方，西方也陷入危机

　　对我们欧洲人而言，中国不是一点点异样，而是完全不同的国度。在欧洲启蒙阶段，中国对于欧洲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当时中国对于欧洲人而言是一个田园风光般的、很理想的国度。中国崇尚自然，不需要任何宗教。

　　在20世纪的时候，中国开始慢慢地西化，吸取西方乌托邦主义。今天我们作为欧洲人，不断地问，中国目前处于何种状态，中国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的印象是，你们中国人也不太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价值观空白。我觉得你们能给西方提供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上的挑战，就是中国代表另一种价值观体系。

　　西方人认为，我们代表现代的启蒙时代的理性。但是，这种启蒙的理性也陷入危机，它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中国带有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理性批判的观点。中国在20世纪很想模仿西方人，模仿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西方文化、思维等。但是，实际上西方早已遇到了一种价值观危机。而中国可以从自己的传统中找到解决方案。

　　 李洱：中国人都搞不清自己的价值观

　　法国的一个外交部长曾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这遭到中国官方的抨击，认为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我相信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说不清楚。

　　小平同志曾经提出不争论，后来政府又提出和谐。还有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你不要管我，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们老百姓心里最常见的价值观，也是官方坚守的。

　　 金宇澄：小老百姓没想那么多

　　相比之下，中国对西方的想象，没有像西方人对中国或者东方这么浓烈，一直是这样。因为过去说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心。中国人包括小老百姓，好像一直是只想着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一块地方。

　　谈到价值观，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比如河南省不知道上海人的价值观是什么，上海人也不知道黑龙江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所谓的价值体系，或者只能说大致的东西，在中国文化里，叫无为而治，甚至于有一些玄，干脆沉默、无语，上海话就是“不想”。

　　 第二轮：作家应如何书写中国

　　 阿克曼：打破西方对中国幻想也能获奖

　　你(李洱)刚才说，中国作家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写小说就会获奖。也不完全是这样，破坏西方人对中国的幻想，也可以获奖。

　　中国有一种跟欧洲不一样的文学传统，从20世纪初开始叫做现实主义。跟欧洲的现实主义关系不大。西方文学从19世纪开始，像一种心理学的文学，围绕人自身的矛盾、困苦、喜怒哀乐展开，中国的文学传统重点围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作家探索自己的文学传统并且充分运用，会很有趣。

　　 马海默：中国一些作家算不上知识分子

　　李洱提到说，好像中国作家有责任满足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有很多出版社，和一般的读者期待看中国书的时候，他们原本对中国的想象被证实。中国一些作家也为迎合西方读者的这种心态而创作。而且大部分的读者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中国想象。

　　你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作家应该是知识分子。但是，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说实话，特别是在小说这个领域，中国很多作家的分析比较简单，可能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很会讲故事，但是思维不算特别深。

　　 金宇澄：写作应该反映中国的复杂性

　　要观察中国，实际是拿显微镜都看不清楚这种复杂性。中国面积广大，每个地方都是那么陌生，不要说西方人，就是我们本土人，经常走远的地方一看，差别非常非常大，而写作的目的就是反映这种复杂性。

　　 李洱：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写作不能代表中国

　　李洱：我曾经跟很多汉学家有过交流，我总是告诉他们，来过和没来过中国的汉学家对中国的判断完全是两回事。你来上海和北京看到的中国和你在河南农村看到的中国也是两回事。

　　所以，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写作都不能够代表中国，因为中国太复杂了，你描写的只是某一个局部，无法呈现整体的形象。

　　 现场提问精选

　　 问 ：如果中国现当代的小说创作回到中国的文学传统汲取营养，应该回到哪里？

　　 阿克曼 ：从根本来讲，回不到传统。我们回到唐朝、明朝，这不现实。但你可以探索你的传统，来发现里面可以使用的东西。我估计每一个人包括每个中国作家对中国所谓的传统有不同的理解。你看看中国写小说的传统，比如明朝小说的传统，确实有意思。

　　 问 ：刚才马海默先生提到西方的价值观正遭受危机，你就这个问题能否具体解释一下？然后阿克曼先生对这个问题是什么看法？

　　 马海默 ：西方价值观处于危机，因为相信理性的启蒙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们怀疑理性能否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意识到应该批判理性的能力，理性的作用。至少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我们的价值观有问题，但是，我们还不愿意接受别的价值观，比方说，中国的价值观，主要是把中国作为另一种体系分析。

　　 阿克曼 ：欧洲的价值体系，至少从中世纪以来，就不断地处于危机中，好像价值系统也应该在危机中才合理，因为这个世界不断地在变，所以我很怀疑他说，我们现在对理性有一定的怀疑，这种怀疑在欧洲的思维里一直都存在，好多人根本不怀疑，政治家对这些根本没有怀疑，我觉得一个价值系统面临危机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我们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时，也发生了很大的价值观危机；启蒙运动开始，发现没有上帝也可以活着，又发生巨大的价值观危机；工业化又制造了一个巨大的价值观危机。所以我觉得，别怕，价值观在危机中的状况最好。

　　 嘉宾简介：

　　 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 德国汉学家，断断续续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4年。现任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德中同行”项目总监，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从1975年便与北京结下深厚缘分，曾向德国成功译介了第一批中国当代文学。

　　 马海默 ：文学研究者、中国文学翻译家。1970年生于德国，自2002年起，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德文，包括刘震云、苏童、徐则臣、张爱玲等人的作品。2012年起，在同济大学执教至今。

　　 李洱 ：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为《莽原》杂志副主编。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曾获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

　　 金宇澄 ：《上海文学》的编辑，作品《繁花》一经问世就反响强烈，曾获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以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