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治超不该遵循恶法路径

　　□刘建国

　　云南省审计厅日前完成的对云南4个州市车辆超限治理工作专项审计调查显示，超限治理经费大部分用于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52%；公路维护保养及站点建设仅占总支出数的16%，公路养护资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7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虽然只是云南省审计厅的个案，但从根本上而言，这与全国各地的治超现状类似。其实，对于公路治超而言，力度不可谓不大，范围不可谓不广，但是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执法手段和执法方式上，“以罚代管”的情况依然存在，“执法经济”一直都是公路治超的重要表现形式。

　　就目前来看，由于公路管理体制不顺畅，机构设置重复，执法手段单一，绝大部分地区仍以罚款作为超限治理管理的主要手段。然而在处罚中，不少地区未严格按规定标准执行，处罚金额不一，影响了治超执法的公信力。长此以往，“依法代管”的模式背后，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约束超载、超限行为，反而会怂恿部分司机车主“破财免灾”，对于治超没有任何实质效果。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设计寿命为20年的公路，如果超载、超限成为常态，寿命可能会降低到4年。同时车辆违法上路，也成为很多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元凶，严重威胁着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对于公路治超，很多专家学者都强烈要求严格执法，以强有力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打击和约束。但是，就目前来看，由于法律层面的规定过于臃肿和泛滥，且缺乏实用性内容，治超已经成为令人头痛的难题。

　　站在法律的角度，治超的相关规定可谓繁杂至极。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都集中在级别较低的行政规章方面，部门利益冲突表现的非常明显。对于超载、超限车辆，由于涉及的管理部门较多，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尤为突出，由此而带来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现象比比皆是，而罚款更成为了普遍的执法常态。可以说，对于公路管理，行政化、部门化、地方化的立法模式，将公路执法权当成了“唐僧肉”，每个执法主体都可以分得经济利益。当治超所依据的法律背离了本意，就已经不再是良善之法，法律就有必要进行修改和完善了。在此，打破利益格局，将执法权进行统一调配，走出“以罚代管”的执法方式，应是治超思路的变革根本。据中国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