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二战”书单是人类的考验
[ 摘要 ]这考验，既面对着史观，也牵涉心智；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乃至道德和价值的。
开列书单，注定吃力不讨好，尤其是开列关于“二战”的书单。“二战”打上引号，并非简单出于缩写的原因。
关于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仅起止年份和日期，便有无数说法。安东尼·比弗最离奇，在两卷本《二战史》(邵旭东等译，海南出版社，2015年)中，他将1939年5月发生在诺门坎的苏日冲突，定为“二战”起始，而截止日定于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即便对于战争的命名，世人耳熟能详者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卫国战争等等。可谓一战各表。谈起战争起源，也是五花八门；追究深层原因，更是仁智互见。剑走偏锋者，当属美国年轻的古典学教授克里布斯。他的《一本最危险的书：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从罗马帝国到第三帝国》(荆腾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将塔西佗写于公元98年的《日耳曼尼亚志》，解释成纳粹主义的精神源头，尽管纳粹对塔西佗原意做了曲解。
凡此种种，并不表明各家在任何问题上没有共识或接近一致之处。对于那场战争的结束年份，各家看法比较一致，即1945年；它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有共识；各家对它的关注程度，各有意图，但总趋势是在加强，且以总结教训、面向和平为主。“各有意图”指的是：不仅有尚未走出战争阴影的情况存在，也有不止一家仍心存意识形态考量。这类嫌隙，我称为“人类面临的考验”。这考验，既面对着史观，也牵涉心智；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乃至道德和价值的。
进入正题。
战争的全景描写
这份书单，以近年出版物(尤其2015年)为主，必要时兼顾其他年份。考虑到各家分歧，特别是我也认同回顾“二战”应重在反思，总结教训，所以尽量避免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有关战争本身的作品介绍，本着从简原则。今天是过往通向未来的必经之路，知往鉴来，不如鉴今更为重要。在此意义上，我完全赞同沃格林“掌握今天”的洞见。
前面提到比弗的“离奇”，并不表明作为军事-历史两栖学者的这部厚重作品缺少价值。因其写作的两个特点，普通读者颇值一读(但并非首选)：采用专题讲述；同时照顾到主次战场间关系，包括菲律宾和缅甸这样的小战场。
此类视野比较开阔的作品，以福特的《太平洋战争》(刘建波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年)更具代表性。对太平洋战争有兴趣的读者，若只选一种，就是福特了。在照顾各战场间关系上，福特较之比弗，逻辑更为鲜明，更少偏见，写作也从容许多。
举个例子，关于战争爆发原因。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与英美的传统关系受到挑战——日本侵华，动了英美在华乃至远东“奶酪”。罗斯福和丘吉尔签署《大西洋宪章》，以及美国国务卿赫尔1941年11月发布备忘录，最终促成日本下决心与英美决战，因为此前美英对日宣布经济制裁，以及美国明确而强烈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已将日本推向和战绝境——哪个选择都将走向“死亡”。接受美英的条件，日本不仅丢掉利益，更可能丢掉具有战略意义的“面子”；而开战，在日本看来尚有一线生机——他们断定英美没有做好应战准备，事实也如此。但日本错估了英美在世界范围内铲除极权的决心，而日本的所有言行，也表明这个政权的性质是《大西洋宪章》定义欲意铲除的对象。偷袭珍珠港成功，却敲响了日本帝国扩张称霸的丧钟。
关于“二战”全景描写的更为简洁的版本，尤其欲意详细了解西线、东线战场，当推约翰·基根的《二战史》(李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只是基根虽然也着墨太平洋战场，但很遗憾，只写了美日之战。时间有限但又想了解“二战”概貌的读者，诺曼·斯通的《二战简史：黑暗时代》(美同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是惟一选择。没有比这本书更为洗练而精彩的版本了。它在几个方面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对战争爆发原因的分析，史事叙述极简却详略得体，评价汪洋恣意却不失审慎。
说到战争爆发原因，A.J.P.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潘人杰、朱立人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仍不失一种选择，如果你对译品不那么挑剔的话。泰勒有关“二战是一战的延续”的观点，影响深远——基根开篇便引用泰勒，并以此为叙述基础；斯通的简史亦以“1914年？？”开篇——西方学者，至少英国，对泰勒均有共识。上述作品的作者泰勒、基根和斯通，都是英国人。
据我观察，中国出版界(当然包括学术界)对“二战”结束70年的兴趣，远超过之前的60年、50年？？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人眼界逐渐开阔的现实——出版，是社会心理脉动的晴雨表。单说“二战”具体战场和战役吧，作品之多，会让饶有兴致的读者大饱眼福。仅举几例：阿特金森的“解放三部曲”——《破晓的军队：从挺进突尼斯到解放北非，1942-1943》、《战斗的日子：从攻占西西里岛到解放意大利，1943-1944》和《黎明的炮声：从诺曼底登陆到第三帝国覆灭，1944-1945》(皆出自重庆出版社，2015年)。
与阿特金森匹敌者，是比弗《斯大林格勒，1942》、阿姆布鲁斯《诺曼底，1944》和比弗(又是比弗)《柏林，1945》(皆出自海南出版社，2015年)。
更详细的作品，还有诺斯《制霸太平洋：从珍珠港到东京湾》(团结出版社，2014)、尚拉《阿登森林的鏖战》(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以及瑞恩“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遥远的桥：1944市场花园行动》和《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中信出版社，2015)？？其中，描写代号“市场花园行动”的阿纳姆战役，最动人心魄，读之久抚长卷而三叹。
《黎明的炮声》全景描述了诺曼底登陆，以及随后发生持续将近一年的西线战役。广义地，我们可以将西线战场从北非，一直拉抻到西西里(皆以地中海为中心)，再到诺曼底和柏林。此书部头完全配得上作者欲意描写事件的规模和性质。记者手法，以细节见长，但并未伤害这一无法想象工程的骨架——这样的“工程”，此前人类不曾有，此后何时再有不知道。正是阿特金森，让我怀疑斯大林对西方阴谋的指责——“工程”从策划到实施，花去两年多时间。作战动员350万将士，无数作战武器和战事物资，仅首批运抵法国的地图便达3000吨。即便如此，美军82、101空降师负责D-day引导性作战，作战单位损兵折将少则25%，多达60%。东线是被动作战，西线是主动出击。稍具军事常识，都知道这意味什么。回到与战争起源有关的“绥靖政策”，说东西方有几乎等量的教训并不为过，尽管性质非常不同——西方试图“祸水东引”，没有足够史实依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却是白纸黑字。
尽管如此，被苏俄称为“卫国战争”的东线战场仍极其重要。罗伯茨称它为“斯大林的战争”(《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但其意蕴亦极其深刻——在西方人眼里，比之当时苏俄，纳粹更富侵略性，奉行的教义更加邪恶。
罗伯茨值得读，不是因他立场，而是态度。罗氏声称没想为斯大林翻案，而是想告诉人们，作为战争领袖的斯大林，其复杂、丰富的面相。罗氏结论简单明了：没有东线胜利，战胜希特勒是可疑的。这个结论当然可疑。但东线胜利了，是事实，领导东线的主帅是斯大林，也是事实，虽然朱可夫作用可能更大(参见罗伯茨《朱可夫：斯大林的将军》，社会文献出版社，2015)。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斯大林最后与丘吉尔、罗斯福、杜鲁门，有时包括蒋介石，结成战时同盟，是最后战胜纳粹德国的关键因素。普通读者还可通过因“二战”崛起的斯大林，是怎样步步推动战中“同盟”解体，最终“朋友”翻脸，使“冷战”成为现实，找到一个释读的切入口。
以上简述，可一窥“二战”作品规模及深度。但是往年几种“老书”，依然令人难忘。它们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6卷)，戴高乐《战争回忆录》(3卷)，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2卷)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2卷)，基恩斯《非常年代：罗斯福夫妇在二战岁月中》(2卷，2015年再版)，都是大部头。小部头作品无计其数，个人非常喜欢安布罗斯《兄弟连》、什皮尔曼《钢琴师：二战期间华沙幸存记》、柯林斯《巴黎烧了吗？》，当然还有基尼利《辛德勒名单》，以及尽人皆知的《安妮日记》(2015年出了新版)。
从德国问题入手检讨和反思
“二战”结束距今整整70年。这70年中，发生过“冷战”、大小几十场代理人战争，以及无以计数的两国、多国战争，但是再没有发生类似“二战”这样大规模、全球性战争。这可以说是个奇迹。若非要找出一个原因，我认为，是对“二战”的检讨和反思——不仅因为它是人类历史记载规模最大、死亡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的战争，它也是改变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的战争。
可以说，今天人类生活状况，是由“二战”决定的。对这场战争的起源研究、战后反思，已经成为——或将成为——另一场改变人类的战争爆发之前的永恒话题。
谈起反思和检讨，无法避开希特勒上台、纳粹与德国(包括没有一个确定领袖的军国主义日本)，以及战争对文明的毁灭性损害。一个基本结论是：没有极权统治，便不可能发生“二战”。换句话说，只要存在极权统治(尤其大国)，就可能再次发生类似“二战”的事件。我的看法是，人类回顾、检讨、反省“二战”，与其说对历史着迷，不如说忧虑未来。可参考者，是持续不衰的奥威尔热。于人类，康德式的“永久和平”，恐怕仍是梦想。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本已脆弱的魏玛共和陷入危机，为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上台铺平了道路。这个说法很流行，几为定论。在《希特勒与德国人》(张新樟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中，沃格林避开上述说法，另辟蹊径，以充分、扎实、难以辩驳的论据证明，希特勒以及纳粹的上台，进而将德国带入战争轨道，问题首先不出在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德国人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经济危机(大萧条)几乎殃及所有工业-民主国家，不独魏玛德国。右翼上台执政，确是当时流行趋势，尤其中东欧国家。但法西斯成功夺取政权，也只有意大利和德国。日本军国主义掌权，比德意要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沃格林要处理的主题是：为什么德国人会选择希特勒主政，容忍(甚至欢迎)其统治，以及跟随他走向战争；或者，德国出了希特勒，是希特勒的问题，还是德国人的问题。沃格林认为，“非人化”将德国推向极端；错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德国，深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亦有详细论证，译林出版社，2008年)，使得德国人相信了一套与日常生活常识相悖的意识形态叙述。而人、人性之根本，在于其神性基础；抽掉神性，人只是非人化的存在。德国新教教改，与瑞士加尔文宗完全不同：其去神性同时，并未引入人文价值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之基础。德国之成为问题，在所难免。
同样反思纳粹德国上台执政，梅尼克作于1946年《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2002年)，便为德国文化辩护，认为希特勒及纳粹的出现是偶然现象。沃格林的书，源于1964年一次在德国的公开演讲。针砭的对象，大概包括梅尼克。相比梅尼克，阿伦特有关极权主义起源(《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的经典论述，走了另一条路径，认为极权统治的基础，是现代人的孤独感与虚弱感(无力感)。这仍未达到沃格林深度。接近沃格林的，是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勒氏毫不留情批判了德国人对有“深度思想”的崇拜，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迷恋情结，认为正是这一根深蒂固的情结，使德国人难以接受普世价值，失去对正义以及个体尊严不得侵犯的感受力。
其实，更早于勒佩尼斯，迈耶20世纪50年代的《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商务印书馆，2013年)，便回应了沃格林的论证。他谈到普通德国人“心灵的平庸”——常识感严重分裂，让他们对纳粹施以小恩小惠但根本上蔑视人性的统治丧失辨识力，成为纳粹统治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帮凶。这正好印证了沃格林没有所谓“集体罪责”、只有个人责任的观点。但迈耶的“平庸”概念，与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孙传钊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恶之“平庸”，意境颇为不同，尽管阿伦特最后以“服从即支持(极权统治)”，为她的辩护“恶之平庸”之嫌做了找补。
阿伦特之所以被质疑，部分源于早年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不过，这不是汉斯·斯鲁格关注的重点。在《海德格尔的危机——纳粹德国的哲学与政治》(北京出版社，2015年)中，斯鲁格将海德格尔式危机，放在德国整体危机的框架中加以考察。
在斯鲁格看来，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知识人，对德国处于“关键时刻”情有独钟，并热衷于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断论”。他们试图对纳粹用于蛊惑人心的政治口头禅“危机、民族或种族、领导和秩序”，做精致的哲学化表述，以打通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们自觉投靠、攀附，或许各有理由，但事实上成为纳粹得势的助推器。看上去整个德国知识界(亦有例外)的悲哀，还要到沃格林的论证中寻找答案。
这里说的“例外”，就包括克莱普勒。在历史第一现场，克氏(《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记述了希特勒、戈培尔发明的一整套“人民、英雄、战斗、牺牲？？”语言系统，认为它们不仅是纳粹统治“强有力的武器”，而且毒化了德语。半个多世纪后，彼得沃克《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系统论证了克莱普勒的发现和记述，于今人多有启发。
知识界集体“投降”，并非德国特产。日本亦有同类现象。鹤见俊辅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中，将日本知识人集体支持战争，以“转向”命名，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和反省。2003年，上野千鹤子、小熊英二对鹤见做深度访谈时(《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鹤见又多次提到日本知识人战时“转向”问题(此书译为“变节”)，仍为之深感痛惜。
作为日本人、知识人、良知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作为左派，当然也作为反思者，鹤见俊辅是矛盾的。他是最早预见到日本战败的人；战时毅然返国，是把日本当敌国看待的；战后美军占领期间，他拒绝与美军合作，甚至为自己能说英语而感到耻辱。鹤见的例子，对我们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知识人立场，是再好不过的活标本(可惜鹤见先生今年7月离世了)。他对小林秀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的说法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知识分子不止是生活者”，他们“不能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
最后开列四种参考作品，暂时结束“德国问题”之成为问题的讨论。它们是：格茨·阿列揭露以“为人民的福祉”为名、行犯罪之实的《希特勒的民族帝国：劫掠、种族战争和纳粹主义》(译林出版社，2011年)，埃里克·拉尔森以细节见长的反思文字《野兽花园》(译林出版社，2014年)，多德、布鲁姆整理的美国参加纽伦堡审判主审官之一多德的《纽伦堡来信：爱与正义的亲密的档案》(重庆出版社，2013年)，以及克罗有关犹太人历史、纳粹屠犹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大屠杀：根源、历史与余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关于抗日战争，不可或缺之补充
并非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有学者专论中国抗日战争属于“二战”(或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对1937年爆发的那场战争，多数作品冠以“抗日战争”；牵扯与“二战”的关系，多冠以“反法西斯战争”。这可能不仅是个学术问题。鉴于此，我只开列若干有趣、有价值阅读的作品，权作不可或缺之补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5年)——迄今为止较全面记录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海陆空军事部署以及战况的档案汇编；
陈占彪编辑的《三岛蜷伏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三联书店，2015年)——日本国向国民政府“无条件投降”的现场记录；
唐润明等作者的“抗战大迁移”系列(5种，商务印书馆，2015年)——还原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悲壮的国家大迁徙历史拼图；
余戈《1944：松山战役笔记》《腾冲之围》(三联书店，2010/2014年)——两书的共同特点是真实、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画面感；
卢毅等作者的《抗日战争与中共崛起》(东方出版社，2015年)——“揭秘中共抗战中发展壮大之原因”，以及战争末期由游击战转正规战的部署原由；
章东磐《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2012年)——美国战地摄影记者镜头中的抗战史；
陈真主编：《寻找抗日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英雄”普通人的抗战悲歌；
齐邦媛：《巨流河》(三联书店，2010年)——记述战争中的离散，包括爱情在内，一切皆不确定，温婉而克制的故事。
编辑：李笑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