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钱学森先生学习
哈工大报讯（黄文虎/文）钱学森先生是新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他是20世纪世界科学巨星之一。他热爱祖国，一生立功、立言、立德，为国家发展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品德高尚，他的为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精神、他的科学成就、他为国家立下的功勋，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学习钱先生，我们将能大受教益，增加投身振兴中华的力量。那么我们要从哪些方面和怎样来学习钱先生呢？
我除了阅读钱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之外，很幸运曾有多次机会直接接触钱先生，得到了很多教益。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钱先生1955年10月初回到祖国以后，11月下旬即来东北考察，访问了哈军工，还来到哈工大访问。学校组织了座谈会，我有幸参加，有幸在这次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这位国际著名的力学大师。他长期在国外，回国后仍操一口字正腔圆的标准北京口音。大家都为他那温文尔雅的风度和娓娓道来的精辟讲话所折服。
钱先生回国后即受命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我因从事力学，增加了接触钱先生的机会。后来参与航天研究，我有多次机会直接聆听钱先生精辟的讲话，深受教益。最难忘的一次是1979年夏，中国科协安排由黑龙江省科协邀请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先生、副主席朱光亚先生偕夫人来镜泊湖休假，由时任省科协主席余友泰教授和我（时任省科协副主席）接待陪同，为此有幸在一周时间内与钱先生、朱先生朝夕相处。我们畅谈科技、教育、人生、典故，海阔天空、俯拾话题、信马由缰，更是能触及一些事物的深处。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想境界，收益极大。下面具体谈谈我个人的一些认识。
首先，我们要学习他崇高的品德和精神。
我觉得他的人生道路是遵循了《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钱先生身正寡欲、爱憎分明，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年轻时，国家尚处在衰落的时代。在上海交大毕业后，他远涉重洋，赴美国名校麻省理工及加州理工学院深造并担任教授，得名师指导。28年勤奋耕耘，他在空气动力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成为一位不可多得的卓越人才。然而，他身在美国实践了“格物、致知”后，进入“正心、诚意”阶段，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所挚情热爱的祖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来，他和所有当时在美国的华人学子一样，兴奋、激动不已，深感从此他所一心关爱的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有救了，急不可待地筹划尽早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由于他坚拒了美国方面提供的优良科研环境和优厚物质生活条件的利诱，激怒了美国，招来了中央情报局特务上门干扰，其后又遭受了长达5年的监禁，丧失了人身自由。他浩气凛然，以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气概，坚持斗争，不为所动。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在中国政府的抗议营救下才得以脱离樊笼，回归祖国。
钱先生是一位科学家。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美国对他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迫害使他觉得受到了很大的屈辱。他鄙视美国虚伪的民主自由。他回国后坚持：从此一生不再接受美国的任何邀请和奖励，从此他终生不再踏上美国的国土。他的爱国热忱、铮铮铁骨令人敬仰！可以说，钱先生的高风亮节体现在他回国后进一步实践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他为国为民建立功勋的精神基础，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为人境界。
其次，要学习钱先生以身许国、竭诚为国奉献的精神。
钱先生致力于科研，是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需要发展尖端技术。1955年陈赓大将试探问钱先生，中国能不能搞导弹？钱先生自己后来说，当时他鼓起勇气，勇敢地回应：“外国人能搞的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低一等？”我觉得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却是万分艰巨。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句话重千斤，说这句话意味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与风险！要准备多大的付出，要具有多大的勇气！陈赓大将听了高兴地说：“有了你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有底了。”这句话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此后发展的基础。
1956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钱先生《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建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此后他主持了中近程导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领导了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试验，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等。钱先生是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负责人，是我国航天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元勋。
此后钱先生勇挑重担，从零开始，走上了艰苦卓绝的奋战征途。国家十分重视，从哈军工调来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专家到五院，共同工作。可是科研需要强有力的团队，需要完善的实验室，需要坚实的工业基础和优良的学术环境。如果在美国，这一切齐备，就能快出成果。相比之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怎么办？钱先生只能白手起家，赤手空拳，勇挑重担，其艰难可以想见。就说组建研制团队，当时技术人才极为紧缺。我曾听当年五院第一批队伍的人说起，当时调来一批青年学生，因调人困难，甚至把学纺织的人也调来研究火箭；其他人是各行各业，就是没有学航天的。钱先生自己给他们讲航天课，才培养出我国首批航天研究队伍。物质条件也有困难，许多必需的设备、仪器都得自行研制，工作量极大。钱先生作为主帅，在国家重视、全国人民支持下，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终于研制出了第一枚火箭。
科研的道路是曲折的。虽然钱先生是世界上一流的火箭专家，但由于条件不足，意外的事还是发生了。五院研制出的第一枚火箭，发射过程中在半空断为两截，掉了下来。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钱先生的压力可想而知。但钱先生遇险不惊不馁，他带领队伍静心分析，找出了事故原因是控制系统的频谱超界。失败是成功之母，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好事。失败的教训激励团队今后更精细、更踏实地昂扬奋勇前进，一步步扩大战果。仅过了10年左右时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飞上蓝天，“东方红”乐曲飞扬全国乃至全世界；2003年，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我国航天事业稳步飞速前进，至今已跻身航天大国行列。这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的一项重要标志。有人说，钱先生回国使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提前了20年，厥功甚伟。
第三，要学习钱先生视野宽广、高瞻远瞩的前瞻性和不断创新的科研精神。
钱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关心国家民族的振兴富强。他从多方面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化的国防建设百废待兴，坦克、大炮、飞机的研制都是当务之急，应该从何着手？在当时进行导弹研制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钱先生建议：新中国除了加速研制常规武器，还必须及早开始“两弹一星”的研制。30年后，由于“两弹一星”的部署按计划实现，我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慑力。事实证明这是一项正确的决策。
从第一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开始，钱先生在历次规划的制订中都发挥了主导的作用，推动了我国科技的蓬勃发展。他还在国家科技发展决策的许多方面做出了贡献。
在科技创新方面，钱先生原主攻的科研方向是空气动力学，但他的成就不限于此，他的兴趣涉足更为广泛的科研领域，永不疲倦、永不停歇地不断创新，在许多不同的方向上都有突破性的创新贡献。例如，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创立了可压缩边界层的冯·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提出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在固体力学方面最早提出壳体失稳的钱学森理论等。他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成智慧学及大成智慧工程等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成果。钱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他站在最高的科学高度，最具突破性、战略性、前瞻性地考虑问题，又密切结合生产实践，切实完成了系列的巨大工程项目。
他的成就之巨大，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司马迁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要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固然很难，我们即使达不到他的高度，也应该努力学习他的伟大的科学创新精神，密切结合实际的务实风格，以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有更多的人哪怕只能学到他的一部分，我们国家民族振兴的步伐都会得到很大的加速。
第四，钱先生十分关注人才的培育和教育的改革。
关于怎样培养人才，我曾聆听钱先生在一次教学改革座谈会上讲他自己所受教育过程的一段回忆。钱先生中学阶段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他回忆北师大附中有许多优秀的老师，善于引导和启发学生深入自觉地透彻理解所学的知识。在那里学生愉快地学习，不是以学习为苦，而是以学习为乐。他们考试成绩一般是八九十分，很少百分，也很少低分。他们觉得是真正学到了知识。
我理解钱先生的观点是：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教得好的标志在于学生学得好，而学生学得好的标志是什么，值得深入思考。我觉得当今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一是在德智体美劳教育中太突出知识教育，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尤其是德育的教育；二是在知识教育中，过分偏重知识的灌输而缺乏对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三是偏重课堂理论知识教育，而各种实践的教育尚嫌不足。近年来，我们在主要的课堂教育中已大量开展各种试点，例如启发式、讨论式、项目式、研究式，甚至提倡“批判性思维”等教学方式的试点研究，要及时总结推广。我认为，在大学教育中，应该突出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我们要学习钱先生博大精深的科学精神。他看问题高瞻远瞩，善于在复杂、交叉的问题中，抓住主导的、要害的问题。他选中了研究的问题，就锲而不舍、穷追到底。他不但自己冥思苦想，而且善于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思群益地研究。
要学习他锲而不舍、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作为科研的领军人，最关心的是怎样得到更多的 “新思维（NewIdea）”。他谈起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每天晚上12点，有时到两点睡觉，早晨8点起床，9点到实验室，到各组问问有没有新的进展。中午在食堂吃自助餐，端着盘子有目的地与选定的人边吃边谈，往往能得到一些新思维的启示。下午与各组讨论研究问题。至于自己个人的集中工作时间，则是到晚上，那才是他个人静心思考和工作的时间。
他在科研过程中非常重视不同意见之间的 “碰撞”。钱先生提倡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提倡学术民主，提倡广泛的学术讨论和交流，不同学术观点必须得到充分的交锋，学生可以向权威挑战。他回顾了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与一些权威激烈辩论，不论谁对谁错，讨论下来，师生都觉得很有收获。后来在实验室、在讨论班上，同事之间常常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桌子、怒目相向，但是出了门后仍然是好朋友，绝对不会因学术激烈争论而伤了感情。
钱先生说，回国后却是另一种景象：在力学所组织的讨论班上，听众都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很有礼貌。当他作完报告后，全场仍是秩序井然，没有人发表意见或提出疑问。他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在研究报告中故意讲错几处，以便引起讨论，但结果仍是一片沉寂，无人表态。他深为不解，做了一点调查才得知，多数人是因为没有听出来讲错了，不会提问题；有的人即便感觉到有点疑虑，但暗想，钱先生这样的权威怎么会讲错呢，大概是自己理解错了，不想提问题；有的人则怕说错了被人笑话，不敢提问题；有的人虽然明明知道某处讲错了，但他想，如果当面提出来，会影响钱先生的威信而忍住不说。钱先生感慨地说，如果大家总是一团和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培养创新人才呢？听了钱先生的讲话，我自己也有同感，也曾遇到类似的情况，便把钱先生的这段故事讲给学生听，以此作为动员学生深入讨论和广泛交流的教材，但结果仍不理想。
钱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关心是十分令人感动的。2005年7月29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医院探视钱先生。94岁高龄的钱老神色凝重地对温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大学教育该怎么办？该如何培养适应国家需要的人才？钱老对我国大学教育的担忧发人深省。这就是著名的 “钱学森之问”。学习钱先生，就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他的遗愿，竭尽自己的一份绵薄，努力推进教育改革。我们在大学工作，这尤其是我们学习钱先生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五，学习钱先生一心为公、严于律己的品德作风。
钱先生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1957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一生工作极其繁忙。
钱先生个人生活是很严谨的。他一心为公、奉献身心、严于律己。他说：“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钱先生还曾写信请辞各种职务和拒不担任一些虚职，就连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力学学会要选他连任名誉理事长，他也写信拒绝，并提出“要打破学术地位终身制”。
可以说，钱先生一辈子没向组织提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待遇问题，却不止一次向组织上主动要求过降低待遇。刚回国时领导给他家配了一名一级厨师。他觉得自己家里也就是吃点家常便饭，放着个一级厨师是浪费人才。于是他要求组织上把一级厨师调走，由部队选派一名战士当炊事员。
1985年第三届中国科协换届，开始时他坚拒科协主席的职位。他说：“我是做事的，我不要做官。”后来在曾是他小学老师的邓颖超同志劝说下他才接受了。当了科协主席后，虽然他研究工作很忙，对科协工作仍是尽心尽力。这些例子都说明钱先生的高风亮节。我认为，这也是一位科学家能为国家人民做出伟大贡献的精神基础，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以98岁高龄与世长辞。那天北京漫天飘白雪。为了缅怀钱先生，我填了一首小词，寄托我的哀思——
念奴娇·悼念钱学森先生
巨星西陨，泣人神，飘撒漫空寒雪。
亮节高风，齐景仰，硬骨铮铮如铁。
箭弹元勋，宇航主帅，情荐轩辕血①。
复兴民族，英豪本色超绝。
壮志勇探苍穹，轰轰烈烈②，直捣黄龙阙。
科技催生新世界，创意海宽天阔。
系统工程，大成智慧，拓展未曾歇！
巅峰几许？冲锋陷阵跨越。
①鲁迅先生在《自题小像》一诗中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句，意为“我要用我的热血来表达对祖国的挚爱”。
②作者曾亲聆钱先生在谈论当今航空、宇航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时，深情回忆说，早年为之奠定基础的空气动力学关键性突破的研究是“轰轰烈烈”的。
黄文虎院士（左一）与钱学森夫妇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