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当少一点道德洁癖

　　2014年第11期的《学术交流》杂志显示，被免职22个月后，十八大后被免职的首个中央部门“一把手”、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首次现身公开学术活动。

　　合影照片显示，他坐在由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办、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九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正中央，这个细节被眼尖的网友指出后，迅速惹起舆论哗然，就如同当初被曝出与美女博士后“17次卧谈会”一样。

　　公开露面引起争议的原因无非是直指其个人私德与研究方向反差太大，一边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一边是臭名远扬的作风污点，这实在让人不得不去质疑其是否还有资格在如此敏感的思想殿堂里实践耕耘。此外，人们对看似柔弱的女博士还抱有同情，她“进京就职梦”还未清醒、尚在边缘被排挤，衣俊卿却复出、回归正统，宛若一颗石子必然激起涟漪。

　　在我看来，衣俊卿在理论讲坛的位置并无不妥之处。这毕竟不是曾经官位的重置，不值得大惊小怪。从他的履历来讲，与研究会、黑龙江大学渊源甚厚，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理论功底和研究品质得到了世人的认可。笔者就曾读其3万多字的论文《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不由地钦佩其见解之深刻，表达之洗练。从专业成就考量，他完全有资格自由开展、参加学术探讨和交流。

　　但为何人们紧揪不放，非要将其操守与研究联系起来，而非割裂？这恐怕与我国的学术评价不无关系。在过往与当下的评价体系中，“道德洁癖”是一种根源深厚的社会文化心理，即你要当一个学术大师，那就必须通体无暇，毫无阴暗面，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动机都要严丝合缝地符合最严格的道德要求，永远伟光正、高大全。不得不说，这种要求往往陈义过高，给人们设置了极高的道德义务，事实上经常脱离了实际的人情，根本无法做到。无法做到，标准又不能降低，于是催生大量伪君子，所谓“披服儒雅，行若狗彘”，“满口仁义，一肚盗娼”，道德状况反不如标准低些好。同时，在这种状况下，道德也成为了打人的棍子，而且每打必中，因为任何行为都能被冠之以道德且无人能达到标准。

　　我们都知道，学术研究需要一个自由宽松的氛围，但往往我们缺乏对外在环境的改变勇气，而是默不吭声地接受现实，选择继续活在洁癖一样的心理阴影中。此外，我们还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对他人的细微瑕疵百般挑剔。有人说，“道德洁癖”盛行的社会最不道德，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种观点。

　　反观国外，就我有限的学识，就知道诸如马克思、韦伯等众多学术大家的风流轶事，但即使人们对他颇有微词，他的研究成果依旧可以出版，甚至风靡市场，并被后人敬仰。因为在多元化的价值观语境下，道德的“理想境界”从来就缺乏统一的准则，那为何我们还要动辄诛心，甚至并无事实根据，仅凭“动机”就可以恶意揣测？

　　所以，在我们痛斥学术腐败、弄虚作假前，我们是否可以降低一下对知行合一操守的苛求，正视人的复杂性，既看到人的勇敢无私的一面，也体恤人的自私、懦弱甚至阴暗的一面。唯此，学术研究自由的繁荣才有希望。

　　
文/向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