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者：同学会是一个会让人心生绝望的场合
“所谓信仰不就是为了给内心寻找一块地方吗，用什么仪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仪式适合自己，能使内心得到安宁和平静。”这是张者写在“校园三部曲”最终篇章《桃夭》的话。
长篇小说《桃夭》以“知识分子的突围和挣扎”为主题，日前入选了腾讯文化、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合主办的“华文好书”九月榜单。小说从一位中年律师的离婚说起，讲述了一群曾心怀文学热忱的法学专业大学生，在三十年后逐渐陷入中年危机的生活现状。重返校园参加同学会，他们想找到青春的痕迹，看到的却是“老”的影子。
10月18日下午3时，张者《桃夭》新书发布会在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作家李洱都参加了发布会，主持人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应红。
张者
张者出生于1967年，曾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律系研究生，其作品中很多校园生活素材也就源于这段经历；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桃李》、《桃花》、《零炮楼》、《老风口》，中篇小说集《或者张者》、《朝着鲜花去》，散文集《文化自白书》等，曾获多种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张者新书《桃夭》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
以下为腾讯文化记者对现场发言的整理报道。
潘凯雄(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著名评论家)： 张者的“校园三部曲”第一部写于2002年，到这部是2015年，我刚刚问他，这三部曲是一开始有完整的构想，还是后来一有灵感续上去？他说是一开始就有的。一个作者憋了13年才把三部并不算长的小说憋出来，大概可以说明这个作者对自己作品很谨慎，轻易不出手。
前两部《桃李》、《桃花》，基本写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学的学术腐败等七七八八的事。曾有一种略为夸张的说法：钱钟书写了《围城》，张者写了《桃李》，当然这种说法未必准确，不过在80年代那个充满理想、激情、诗意的年代，那帮知识分子经过三十年的风雨洗礼，在三十年后还剩下多少、又变成什么样子？简单地说，《桃夭》故事大概就是讲的这个。
刚刚介绍张者的时候说，他研究生读的就是法律，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都也跟法律有关，这大概就是一种“别有用心”。十几年下来，张者一直关注所谓知识分子、关注人的灵魂和理想。在这样一个国家走向法治的进程当中，既看到社会前进的希望，又看到前进的艰辛。
邱华栋：当代作家如何与80年代成名作家形成区分？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著名作家)： 张者跟我的交集很多，我们既是老朋友、也是老同行，还都属于新疆支边青年的后代。我在乌鲁木齐郊区长大，张者在新疆阿克苏长大。今天上午我父亲打电话过来，说他在乌鲁木齐跟老朋友晒太阳，张者母亲则在阿克苏棉花地拾棉花。
张者的书是好看的，好书的表象就是能一口气看下去，很想对号入座，对到自己内心里边去。张者这本书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副题——“同学会”，他用一场同学会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改革开放后的法律人的成长。这本书有一个写得很生猛的地方，就是通过书中“模拟的审判”的结构，让一部分人物角色获得精神上的救赎。
在座这几位评论家谈张者写作，曾讨论过这么一个话题：我们怎么跟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拉开距离？前面的大师有比如莫言、韩少功，这些作家都是以中国农村题材创作为主的，后边的作家怎么办？我们这几位，恰好都在写当代人生活、写城市生活、写知识分子，写我们熟悉的东西。
张者最大的特点是幽默感，是一种达观的幽默感，不是黑色幽默感。比如张者在郊区有一个院子，最近山楂熟了，他就跟我说：你来摘一点山楂吧。我懒得去摘，他就开着车把山楂给我们送来。你看，他就是这么一个热爱生活又开朗达观的人。假如做一个类比，如果莫言是福克纳，张者有点像菲利普·罗斯和约翰·厄普代克的结合吧，这样作家在中国文坛并不多见，我希望尤其是喜欢当代文学朋友们，能够从这点阅读张者作品。
李洱：“没有经过精神咀嚼的生活不值得表达”
李洱(著名作家、评论家)： 老实讲，我不大同意邱华栋的看法，我觉得作家之间没有比试的必要，至少我没有。贾平凹、莫言等先生在前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我非常佩服，但是也不能因此暴自弃，认为我们自己写的书就不算什么。
在给《桃夭》写书评的时候，我就提到了虚拟审判的情节，这里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张者写80、90年代包括新世纪知识分子生活，确实非常好笑，好笑在哪？他写的故事最后看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一帮法律界人士，都在偷摸做违法的事，从日常生活、夫妻关系到行贿等所有事情，在故事里看起来居然都是合情合理的，所有这些人都在日常生活中安然度过，活得还很有滋味。张者的确写出了当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某种状态。
我跟张者同样写知识分子，但他写的很松驰、慵懒，我的写作则很紧张。我是容易紧张的人，带有某种轻微的精神强迫症。现在很多青年作家写这种状态的时候，都可以写出加缪《局外人》的感觉，把语言模仿得惟妙惟肖，但问题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真的成为加缪。究其原因是在意识深处，他们没有对生活进行审视的冲动。按照加缪的说法，未经审查的生活不值得度过的，没有经过精神咀嚼的生活不值得表达。张者是用“虚拟法庭”的形式来审视生活，用加缪的笔调来描述生活，这是很重要的一笔。
“校友会”这种东西，上过大学的人都会经历。张者写北大一批现在法律界精英人物之间鸡毛蒜皮的生活记记事，在故事中可以看出光鲜精英分子背后多少值得揣摩的意味、华美皮袍下藏多少虱子。我觉得张者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做下考证，他写到的都有谁。
《桃夭》书影
李敬泽：要命的是，在分裂中我们一点也不痛苦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 先说封面：“知识分子挣扎与突围”，说老实话我看这几句的印象就是不想看：知识分子的挣扎与突围，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觉得我是知识分子，实际上这本书与知识分子挣扎与突围关系不大，我看完之后感觉基本是大叔和“大叔控们”的挣扎与突围。
同学会真是最能看出中国特色，中国同学会热情特别高。人活到五十、活到六十几，忽然就天天想回到30年前、40年前，使劲哀叹岁月。我觉得同学会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贴合了一个很强大的心理需求，就是到一定时候要骗自己，骗自己说我的生活曾经有可能很有意义的，曾经有可能很美好的。当然同学会情况也很复杂，张者也写得好：有的人之所以热衷参加同学会，是为了证明我确实活得好、我皮毛很光鲜等；但是同学会中也让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空缺、很大的焦虑需要平复。
当然这个小说没有这么简单，有的时候有刀刀见血的笔锋，也让我这样的大叔看了为之不忍——话何必说得那么明白、下笔何必那么犀利、那么不让人活。
我记着以前在看《桃花》的时候，也曾把他和钱钟书《围城》比(可能并不可比)，但是钱先生的幽默其实是非常锋利的，他的笔是“花式杀人”，虽然不见血，但是那个刀耍得极漂亮；张者杀人属于特别“蔫儿”的、看起来没有抖起特大精神，但属于一段看下来，越想越不对的——让我们这些大叔越看越伤心。
至于后边的模拟法庭，这个当然超过我们刚才讲的大叔和大叔控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这既是法律人的困境，也是每个人的困境。
还有什么人比这帮法律专业毕业的人更明白什么是合法、合乎公平正义，何为良善生活的吗？但是看看他们的生活。话说回来，难道仅仅法律人才这样吗？其实我们这些不搞法律的人，比如你只要上网看看，大家发表议论，每个人都似乎很懂道理，关于何为正当、良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是一套一套的，别管你什么身份。但是恐怕都经不住“模拟法庭”的推敲。只不过放在法律人这里，更为触目惊心。那换一个人，换教政治思想品德课老师来进行一次模拟法庭又怎么样？换伦理学家、国学家又怎么样呢？恐怕情况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是为人父母，天天教育孩子不许这样，应该那样，回头把你放到模拟法庭推敲一下，恐怕我们也无颜去对孩子。
总而言之，这个“法庭”是我们的名与实、所知与所行的分裂，但要命的是，在分裂中我们一点不痛苦、一点也不拧巴，如鱼得水。我本来以为“虚拟法庭”写到最后，会有人上吊、有人自杀，谁想到写到最后如此如此，大家还是过得很好。
张者：同学会是一个会让人心生绝望的场合
张者(《桃夭》作者)： 前面，潘凯雄问我有没有想过写三部曲？其实《桃李》出版以后，我就想写三部曲，但那个时候一下子写三本书没有太大意义，所以中间插一下，写了农村题材的《零炮楼》，一下插到抗战，后来觉得新疆可以写，就写《老风口》，这样五部长篇写了两部刚好岔开。
我写了这些小说，弄着老师生气、同学也生气，母校都不敢回了。我想既然我没有成为律师、学了法律白学，就把写小说干到底，反正就这么地。
同学会我确实参加过，也是写这本书当时的激发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奉劝在座诸位没事千万别去同学会，那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场合。这帮中流砥柱的60后，现在已经活得非常顺溜了，也有钱、也有势、当官也牛逼烘烘了，但是大家居然一点也没有思考，好像一切都是正常的。但是回来以后，看到朋友圈又一个个谈民主谈自由，道貌岸然的样子，这简直让我对中年人感到很绝望。李敬泽老师大概可以放心，写了这些以后我已经不再想写这类书了。
应红(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主持人)： 是真的绝望，还是心里边又有新的题目了？张者实际上心里边有很多东西，用一般通俗话说有点“小狡猾”，你看他写的题材，既能写校园、又能写农村，基本上都是写当下中国的现实生活。刚才大家每个人评价都对张者应该是激励和鞭笞，不知道他下一部写什么，我们拭目以待，只是希望他还是在纯文学写作上继续做自己的努力，这是我们大家的希望，我想也是所有读者的期待。
编辑：李笑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