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个“弱监管家庭”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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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玫瑰小筑”居住的精神病患者。

　　6月22日20时许，一女精神病人手持菜刀，在教化广场附近突然砍向路人。

　　6月9日，一精神病人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上脱下裤子乱喊乱跑，并抓住旁边的一位老人大喊“爸爸”。

　　记者从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了解到，目前我市有重性精神病人30443名，其中300多名患者生活在193个有两名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但监护人只有一名的“弱监管家庭”。我省每年发生重性精神病患者酿成的恶性案件30余起。“在这些肇事惹祸的精神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弱监管家庭’。”市第一专科医院院长张聪沛说。据介绍，这些家庭大多属于贫困或特困家庭，无力雇人照顾患者，“重性精神病人在这样的家庭中极易脱离监护人的监管，到社会上肇事惹祸。”

　 　一位监护人的责任

　　杜成武辞职在家看护三名精神病患。“怕她们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惹祸，每天睡觉时我都要‘睁着’一只眼睛。”

　　今年53岁的杜成武（化名），给人的印象比实际年龄至少老了10岁。花白的头发和几乎已经掉光的牙齿，让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古稀老人。正是这样一名中年男人，担负着监护三名精神病人的责任。

　　杜成武的母亲早在他上初中的时候就患上了精神病。“母亲经常在冬天光着脚跑到外面，对着过往的行人骂。很多人一看她就知道是精神病，所以也没有人跟她计较。”杜成武说，“为了给妈妈治病，爸爸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那段时间我们全家经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

　　1987年，杜成武从哈尔滨中医药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照相机厂卫生所工作。家里的生活也因为有了他的收入逐渐好转。就在全家人开始向往新的生活时，命运再次将这个家庭推到了生活的谷底。

　　1989年后，杜成武的两个妹妹相继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他的父亲在一次意外中突然离世。照顾三名重性精神病人的重担落在杜成武一个人的肩上。

　　“因单位效益不好，1998年我从单位下岗，一家人后来的生活只能靠低保维持，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生活没有任何希望了。”杜成武说。

　　为了给母亲和两个妹妹筹集医疗费，杜成武除了要打一份工外，每天一早起来还要去摆报摊。“三个人中大妹妹的病情相对较轻，每天早晨我就嘱咐大妹妹在家看好妈妈和二妹。然后，我将大门反锁上去卖报。”杜成武说，有一次，二妹的精神分裂症突然复发，邻居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家。

　　“到家一看我才知道，二妹病发后想要出门。但门被我反锁了，她就跑到厨房将家里的煤气罐从四楼阳台扔了出去，还将我每天上班用的自行车也一起扔了下去。”杜成武这样描述着当时的情景，“我回到家后看到阳台下面的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木头窗框也掉了下来。幸亏当时楼下没有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自从出了这次事儿以后，杜成武辞掉了工作，不再摆报摊，专心在家看护三个病人。可是，杜成武全心的看护，也没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一次他正在做饭，接到小区保安打来的电话，原来大妹妹趁他做饭的时候悄悄地溜了出去，在小区门口打了经过这里的老人一个耳光。

　　杜成武放下电话赶紧来到小区门口，看到老人正与大妹妹撕扯。杜成武连忙上前给老人道歉，向老人解释大妹妹的精神不好，在场的邻居也帮他作证。最终得到了老人的原谅，但老人走的时候“扔”下一句话：“家里有疯子不看好了，让她到处乱跑这不是祸害人吗！”这句话让杜成武心里难受了好一段时间。

　　现在，杜成武每个月都可以在社区给母亲和两个妹妹领取免费的药品，但两个妹妹的病情还是会不时地复发。“我最担心的就是，她们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惹祸，每天睡觉我都要‘睁着’一只眼睛。”杜成武说。

　 　一位老人的悲情

　　李建华两个儿子先后患上精神分裂症。大儿子发现门被反锁后，用菜刀使劲砍门锁，用剪刀往自己的胳膊上戳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李建华（化名）今年67岁，他17岁的大儿子因精神分裂症辍学在家。7年后，二儿子因同样的病被单位开除。此后，李建华几乎没过过一天消停日子。

　　“有一次半夜，大儿子突然发病，说要出去走走。我劝了半天也没用，只好穿上衣服跟他一起出去。那时，我老伴还活着，临走时我告诉老伴看好二儿子，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不承想，大儿子走着走着突然躺在马路上，说要凉快凉快，怎么叫也不起来。我只好蹲在旁边，一直守到天亮。看着天由黑变白，出早市的人开始摆摊，顾客慢慢多起来又散开，最后摊子撤了，马路上一片繁忙，大儿子才站起来跟我回家。”谈起这件事，李建华眼角有些湿润。

　　老伴10年前去世后，李建华的日子更加难过。

　　有一次半夜，大儿子趁李建华睡觉的时候，又想要出去溜达。当大儿子发现防盗门被反锁后，就用菜刀使劲砍防盗门上的门锁，李建华看到儿子手上拿着的菜刀，不敢上前劝说，只能任凭儿子在门上胡乱地砍。最后，大儿子看到实在无法将门砍开，就用剪刀在自己的胳膊上戳，这个举动把李建华吓得不轻。从那以后，每天睡觉前他都要将菜刀、剪子悄悄藏好。

　　说起两个患病的儿子，李建华表示已经很难用语言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对病儿20多年的照顾，已经让这位67岁的老人精神极度脆弱。当谈到是否想过放弃对两个孩子的照顾时，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他们唯一的亲人，我要是再不管他们了，谁还能管他们？一旦他们流落到社会上，会干出什么事来，谁也说不准。”  

　 　一位院长的担忧

　　张聪沛：“重性精神病人管控现在在很多关键环节上缺失，如何将缺失环节尽快连接上，是急需考虑的问题。”

　　重性精神病人的管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对于“弱监管家庭”更是如此。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已于2013年施行，但实施细则未出，相关救助和监管制度并不完善，很多保护措施不能落到实处。对精神病人，尤其是家庭比较贫困的精神病人的治疗康复缺乏细致的安排。

　　张聪沛说：“这一问题要用系统化、整合性的办法去解决，从社会大系统来考虑，政府、立法、司法、教育、社会服务机构须跟上，配套解决问题。但现在恰恰在很多关键环节上缺失，如何将缺失环节尽快连接上，是急需考虑的问题。”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希望病人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低廉的收费价格，甚至对家庭贫困的重性精神病患者应该是完全免费的治疗。可是作为一个医疗机构，想要解决哈市全部重性精神病人的救助问题力量显然有限。”张聪沛说。

　 　一位官员的建议

　　田英杰：“对于肇事精神病人的管理，还可以实行责任倒查制，一旦发生恶性案件，应该一道道环节追查。”

　　据市卫计委计控处处长田英杰介绍，目前由政府和残联主导的救治项目，每年可以为哈市3000名左右重性精神病患者提供免费服药、康复及托养服务。

　　但记者了解到，这样的救治只能满足一部分患者的需要，还无法做到“应救尽救”。

　　针对这样的现状，田英杰认为，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助，从无到有再到目前每年3000多个救助名额，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努力。“精神病人的管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需要患者家属、社会、各相关部门积极明确责任和担当，构建一个齐抓共管的机制，以解决对重性精神病人救助不足的问题。”

　　如何建立一套相应的管控机制？张聪沛表示，现在南方有的城市已经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治及监管，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南方一些城市的精神病人在社区进行信息登记后，直接落实监护人和分类落实监管和医治措施。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由政府兜底向政府转而向社工组织购买专业服务转变。”张聪沛说，然后由专业社工进入社区对精神病人进行心理辅导和照顾护理，再加上家庭的互动，形成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护体系机制。

　　田英杰认为，对于肇事精神病人的管理，还可以实行责任倒查制，一旦发生恶性案件，应该一道道环节追查。对于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应使其自觉履行监护治疗的责任，尤其是病人发病间歇期的监护问题，精神病人可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可是监护人则必须为精神病人造成的后果来买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这一切，单靠一个单位的努力无法实现，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联动才能有效实施。

　　 一个成功的范例

　　社区精神病人开放居住机构——“玫瑰小筑”，让那些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去医院治疗的患者得到足够好的精神卫生服务

　　在南岗区龙江街的一幢小楼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社区精神病人开放居住机构——“玫瑰小筑”。这是由北大六院、意大利爱福协会等机构共同开展的“中国社区精神卫生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简称“欧盟项目”）。

　　据了解，精神病人开放式居住机构，是源自于西方的一种中间居住康复机构模式。指病人在医院经过治疗后，已经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但还无法正常回归社会，需要进一步康复的病人可以住进这种社区开放式居住机构。

　　哈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隋欣说，“玫瑰小筑”主要是给病人提供一种居家式的生活方式、康复技能训练。“精神病人可以在进行做饭、叠被子、娱乐、打乒乓球甚至是缝扣子这样训练的同时，辅以康复、理疗、社交、心理康复等，为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做准备。”

　　据介绍，精神病人在进入“玫瑰小筑”之前，都要经过病情的评估，然后由医务人员按照评估结果为病人制定个体服务计划。依据每个病人的评估结果不同，制定一至三个月的康复服务。

　　田英杰表示，渴望回归家庭、回归社会，独立生活，独立工作，这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治疗以后面临的难题。精神病人开放性居住机构，就是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建立的临时的家，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康复指导，模拟家居、社区和工作的环境训练，最终让他们能够从这里顺利回家、回归社会，甚至正常工作。

　　“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是未来精神病人管理的趋势，‘玫瑰小筑’的建立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可以避免精神病人长期住院，尤其保障了那些由于经济原因不能去医院治疗的患者，得到足够好的精神卫生服务。”田英杰说。

　 　小资料

　　重性精神病人

　　“弱监管家庭”

　　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家庭”的特点是，家里病人多、监护人少。这些家庭往往还伴随着经济贫困，仅有的监护人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不得不出去打工赚钱，导致监护人外出打工时，家中的重性精神病人处于无监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