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12.02.2015  16:29

朱大可

      编者按:我国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的这篇《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思想锐利,观点鲜明,直指中国旅游业在产业开发建设中存在的无文化、反文化、伪文化、丑文化、过度文化的种种弊端。经陆昊省长、杜宇新主席的推荐,现将该文刊发,供全省各地旅游部门镜鉴。

      “旅游”这个词其实是在最近二三十年才被中国人逐渐认识和理解的,此前,很少有中国人有“旅游”的概念。而如今,旅游产业和旅游文化都在兴起,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展现出强劲的势头。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很大程度上是旅游产业的文化属性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有相似的地方,都将旅游当作文化产业来界定。但西方不是这样的,像英国是将其划为创意产业,界限非常清楚;美国则将其定义为版权产业,凡是与版权相关的就叫文化产业。而中国一开始就把旅游业放到文化产业里面,这个定义,实际上导致了今天中国旅游业的尴尬处境。大部分从事旅游业的,不太认同自己跟文化有多少关系,他们认同和智慧产业有一定的关系,更重要的可能还跟金融产业相关。不管怎样,它就是一个产业,而产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这个认知支配了整个旅游产业。

      首先我要讲一下旅游的属性。旅游产业的文化属性,是由国家的产业定位来决定的。但实际上,关于旅游的定位,应当基于旅游的本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讲,旅游的本质是个人存在空间的一个临时转移,我们据此获得了关于自由的幻觉。人的一生都在行旅之中,唯一的区别是有的被称为旅游,而有的则被称为生活,那一部分之所以被叫做“旅游”,是因为你预定了回程的时间和车票,但大多数生活是没有回程的,你将一直走进你的终局。而大规模旅游行为,实际上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城市糟糕的生存空间,迫使我们对旅游产生的强烈的欲望和冲动——旅游是居住者对于居住空间的短暂的反抗。

      就这个意义而言,旅游本质上就是一次人文精神的自我解放和回归,如果我们不打开这个关键点,就没有办法对这个产业的本质作出清晰和正确的判断。

      第二,从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今天观察到的旅游业所具有的那些弊端,首先是它的“反文化”。什么叫“反文化”?就是反人文精神,反人文主义,反人的基本伦理,表现为无德、无诚信、无关怀。我们的新闻媒体经常曝光的现象,比如说三亚宰客,宰了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再比如说欺客、强制消费、旅游管理人员对游客大打出手……这些新闻还少吗?上海城隍庙的小吃很有名的,可但凡是吃过的人就知道,那是一次既昂贵又糟糕的体验,它彻底玷污了上海小吃的名节。这种情况在北京也有,广州相对好一点。这些现象显示出中国旅游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唯利是图。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到结束的时候了,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存在种种不完善还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现在正向40年奔走,难道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修正它吗?还要继续沿袭这种低级错误吗?

      第三,如果文化不是旅游产业的灵魂,而只是一张薄薄的“画皮”的话,那么这样的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举一个例子,就以西安附近的法门寺为例,先不说它主题建筑形态的丑陋,光看那么长的步道,两边摆放菩萨的塑像,居然没有树和凉亭为朝圣者遮荫挡雨,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人文关怀哪里去了?游客越过很长的步道,到了法门寺里面,指望能看一眼佛祖珍贵的舍利子,结果隔了好远,匆匆而过,什么也没看见。这肯定是一次极其糟糕的旅游体验,相信很多人跟我是一样的。虽然我们付了门票,但不要以为门票抓在你手里,你就赢了,不要忘记“口碑”比“钱碑”更重要。中国旅游产品的开发,应当从单纯的以“门票经济”为标记的旅游风景区,进化为文化生态旅游产业集聚区(综合体),应整合各种要素:像景点、服务业(餐饮、纪念品、客栈和交通)、小商品制造、居民日常生活、建筑规划与管理、教育、公共卫生及生态保护等,而不再仅是“圈地收门票”的粗鄙营销。

      另外,在这个领域里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缺乏对历史文化的基本尊重,缺乏对历史遗迹的深入研究,很多景点的解释,尤其是导游的解释,完全是胡编乱造,可以任意地编出各种各样所谓的传说和故事,糊弄游客。这已经变成国内旅游业普遍的潜规则。

      第四,文化畸形。只要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丽江我去了不下五次,但我发誓再也不去了,为什么呢?那里满街只有一种类型的广告语:“丽江——艳遇之都。”地方政府不仅容忍,而且放纵、鼓励、支持这样一种自我定位。一方面是文化畸形,另一方面是过度商业化,拼命掏游客的钱包,丽江走向衰退是谁也挡不住的。今天许多游客不选择丽江,而是选择大理,我周围很多诗人和艺术家朋友云集大理,不但去那里旅游,还在那里定居,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在那里有诗歌节和文化书院,有画家和小说家,还有杨丽萍这样的舞蹈家,囊括了中国当代最活跃的文艺人才,他们甚至按自己的方式办了小学。如此,丽江和大理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对比才会带来竞争。丽江把自己的文化旅游产业朝着自我否定的方向做,这种文化畸形,代表了当下文化衰退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在这方面,丽江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旧日的东莞。这是中国旅游业的一个反面样板。

      第五,是文化过度,有的景观有文化属性,有的不一定有,比如纯自然的景观,像澳大利亚有很多原始森林,就是很纯粹的自然景观,它严格阻止游客进行文化书写。但中国所有的自然景观都是被题写的,这当然来源于我们的历史传统。古代的皇帝也好,文人墨客也好,最喜欢在景点里进行题写,把文字直接刻到岩石上去。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题写者,除了秦始皇、汉武帝和乾隆皇帝外,还有李白和苏东坡这样的文人,这个风气一直流传到现在。但这绝对不是一种好风气。旅游开发中把很多自然景观加上了人工痕迹,最终破坏了它的自然性,这是文化过度的典型现象。还有就是今天对很多历史文化遗址的过度开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就出现了开发和保护的矛盾,当时的旅游局和文化局之间,有永远打不完的仗。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样了,是不是达成了某种共识。

      说到开发和保护,近些年国内大型企业集团包括房地产、旅游业纷纷投资景区建设,像万达投资的长白山景区等。但这种投资有一个弊病,单一的大企业投资景区,容易成为企业的附属品,比如海南旅游岛就沦为了海南房地产岛。一个综合性景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化民众的参与,而景区投资市场的理想状态需要多元化经济的参与,但地方民众对此类开发是毫无发言权的,他们基本上属于任人宰割的一群。景区开发是否合理,只能取决于投资方和当地官员的良知或文化素养。有文化情怀和历史责任感的甲方和乙方,必然会把呵护当地原生态作为首要目标,但在我的经验中,这类人属于“珍稀动物”,需要打着灯笼耐心寻找。

      基于以上五种情况,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跟海外旅游业相比,中国人的本土旅游体验是相当糟糕的。我相信,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游客,把每一次旅游都视为一次深刻而惬意的思考,但在中国不是这样的。这种恶劣的体验导致了什么变化呢?那就是现在很多中产阶层,都改去海外旅游了。美国西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到处都是中国游客的身影。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一是国内景区价格虚高,二是景区内容贫乏,三是景点品质恶劣,四是服务品质普遍低下。我个人认为,如果不能及时改变这个现状,中国将面临一次本土旅游的严重危机。凤凰古城收门票以后,游客用脚投票,都不去了,导致门票收入急剧下降,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当然,我也要强调的是,在今天旅游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确实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优秀的、精良的旅游产品正在逐步诞生。希望这些旅游产品,会更多地成长起来,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主流,最终改变本土旅游业的现状。

      (作者简介: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