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家宋子文：谈判前要先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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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宋子文此时也是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作决定，焦急紧张之余，宋最后竟然要时为驻苏大使傅秉常拿两枚硬币过来，要以抛硬币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谈与不谈，签字还是不签字。

　　宋子文图源网络

　　宋子文是民国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从20世纪20到40年代，他是国民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外交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其致力于国民政府的外交工作，在争取美英援助和改善抗战时期我国国际环境和地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也使得他对自己所负的外交使命的结果都颇为满意。然而抗战将要结束期间的一段对苏外交工作却使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以至于他在外交工作完成后曾说：“余虽不能长期留于此，然在此短期内所获之印象，已足永志弗忘矣”(《大公报》1945年8月17日)。这从交涉期间的一次“投币”，即用抛硬币等占卜的方式来做出关乎国家大事的外交决定可以略窥一二。

　　1945年2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为使苏联在战胜德国后尽快挥师东向，出兵日本，而背着中国签订了严重损害我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5月，德国投降后，蒋介石为了一举解决中共问题和避免苏联出兵对中国所造成主权上的侵害，中苏的谈判被国民政府提上日程。6月，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出使苏联，开展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其实质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兑现，然而苏联的要价却远远超过了“雅尔塔密约”所规定的内容。临行前宋子文就谈道：“此行任务实属艰难，但政治家不得不处理者，莫非艰巨问题”。(《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2，p567)。此时，宋子文深刻地表现出一副勇于担当的政治家风范。

　　7月15日，由于斯大林要去参加波茨坦会议，经过艰难的交涉和讨价还价，谈判第一阶段结束，双方达成了基本的协议，宋子文返回重庆。宋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辞去外交部长一职，而改荐王世杰担任。因为外交部长必须得在中苏达成的条约上签字，而这个条约将对中国的主权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势必会遭到时人以及后世之人的责骂和唾弃。面对有可能使自己身败名裂的“历史重任”时，宋子文没了初赴苏联时的“壮语”，勇于担当的政治家风范也立马烟消云散了，蒋介石就在日记中说其“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

　　8月，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蒋经国等人达到莫斯科，开始与斯大林进行第二轮谈判，其中王世杰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但一切的策划和谈判都由宋子文和斯大林二人掌控，王世杰就在日记中写道：“一切谈话几乎完全由宋、史对谈，予仅偶插一二语”(《王世杰日记》，1945年8月7日)。双方经过激烈的交涉，有时争论颇为露骨，但仍在中长铁路管理权和外蒙古边疆问题等方面无法达成协议。

　　然而到了8月9日，日本投降在即，并且苏军已经攻入东北，宋子文和王世杰已经没有时间再从容谈判下去了，因为一旦日本投降在先，那么苏联就师出无名，而此时苏军已经开进东北，如果没有一系列的条约作约束，那对国民政府来讲无疑是一场灾难。因此王世杰和宋子文就致电蒋介石，要求授予必要时刻的决定权，因为“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迁延也”(《战时外交》2，p644)。

　　8月10日，日本愿意投降的消息传出，留给宋、王的时间已经不多，而谈判仍然无法取得进展，蒋介石此时非但没有给予宋、王便宜处理之权，反而在外蒙边疆问题上坚持必须划定疆界，否则“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战时外交》2，p648)。在外蒙边界和中长铁路管理权问题上无法达成协定时，8月12日，宋子文和王世杰再度致电蒋介石，说：“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引起意外变化。兹特恳请钧座，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职等权宜处理之权”(《战时外交》2，p649)。

　　8月13日，王世杰又致电蒋介石说明立即签订中苏条约的重要性：“此次缔约，可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战时外交》2，p650)。在数度呈明了中苏条约不容再拖必须立马签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后，宋、王等人在等待蒋介石授予便宜处理之权的复电中度过了煎熬而漫长的一天。

　　由于日本投降在即，蒋介石的复电又迟迟不到，宋子文等人此刻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是否应该立即与斯大林谈判中犹豫不决，摇摆不定。8月13日晚，中国代表团们开会讨论是否应立即主动约斯大林谈判，各位代表如坐针毡，紧张之余没法形成统一的意见，以宋子文为首的一方主张立即谈判签字，而王世杰一方则坚持必须等到蒋介石的“便宜处理之权”，否则不敢签字。最后性情温和，身为学者的王世杰竟然愤言怒道：“今晚约谈与否，由宋院长决定，但复电未到，绝不签字”。(《熊式辉回忆录》，p388)

　　作为最高负责人的宋子文此时也是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作决定，焦急紧张之余，宋最后竟然要时为驻苏大使傅秉常拿两枚硬币过来，要以抛硬币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谈与不谈，签字还是不签字。熊式辉就在日记里面记载了此事，他说：“子文请傅大使寻两枚硬币，欲卜以决之，直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卒以王部长之坚拒未行”(《熊式辉回忆录》，p388)。按照熊式辉的说法，如果不是王世杰的坚决反对，代表团们还真有可能会以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后来对中苏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13日晚10时，代表团们终于等到了蒋介石的复电，“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战时外交》2，p649)。接到“尚方宝剑”后的宋、王立即在半夜开始与斯大林进行谈判，刻不容缓，连一分钟也没有耽搁。最终在14日晚达成协议并签字，而日本恰好就在15日宣布投降，没有错过“最后一趟政治末班车”。

　　宋子文出身于显赫的世家和书香门第，毕业于哈佛和哥伦比亚等名校，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备受关注的公众政治人物，难免会给人形成严谨、呆板、一副书生气息或政治家般不近人情的印象。然而在这里，我们虽然无法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但我们却可以想象或推测出宋子文的当时处境和心态表情，或是无奈、焦急、愤怒、不安、或者是幽默调侃的样子，甚至很难想象作为政治家的宋子文居然会以一种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国家大事。历史的研究的主体是人，尤其是对于人物的研究和评判，其往往不是单元的、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而丰富生动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时应注意结合历史人物性格上的细节，避免做出单一的、静态而刻板的人物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