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李奶奶的原型出自海伦顾家
顾旭东是海伦地区抗日名士，妻子张玉秀成为后来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取材时的原型人物。这一切背后，更多的还有整个顾家在那个战乱年代里，以身家性命所演绎的事关民族气节、爱恨情仇与家仇国恨的抗日故事。
事实的曲折性远超剧本，过往的史实总让人荡气回肠。近日“重走抗联路 铭史看振兴”采访团一行找到顾旭东的儿子顾文友老人，听他讲述那段抗日往事。
肥皂伪造官方印章，顾旭东与本家兄弟里应外合———山林警察“变身”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震惊世界。
“那时候，父亲还在齐齐哈尔读书，决定中断学业，回乡组织民众抗日”，今年70岁的顾文友说，那时的青年学生大多怀着一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当时一起和父亲回乡的还有后来的抗联名将雷炎。
最初，顾旭东与雷炎带领游击队在海伦东部山区打游击，但势单力薄。他决定借助当地武装力量扩大抗日队伍规模。
九一八事变前，东部山区经常遭受山中土匪骚扰，旧政府为维护地区治安在当地组建了山林警队。顾旭东伯父家大哥顾凤、十一哥顾英、十四哥顾顺均在这支山林队任职，顾凤还是大队长。
顾旭东想了个办法：用肥皂刻了一枚关东金矿局的印章伪造信件，以政府名义与山林警队官方接洽。私下里，顾旭东开始软磨硬泡，启发大哥顾凤参加抗日。
“大伯也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几次接触之后就同意将山林警队改编成义勇军，去打日本鬼子。”顾文友说，为充实队伍实力，父亲又动员爷爷，将一家人辛苦垦出的部分口粮田卖掉，买回一批武器弹药。
那时，这支队伍经常在海伦东部山野里与鬼子周旋，常打胜仗，越战越勇，海伦群众拍手称快，老少皆知。
当时，顾家在海伦所在的村子叫顾家村——因顾家人闯关东垦荒屯居而兴。因为在那个年代里，顾家人仗义疏财、支持抗日、帮助邻里，当地人送上牌匾“威震东方”，后来这个村子就被人叫做镇东村，沿用至今。
儿子战斗负伤身亡，父亲年过花甲参军报仇……满门英烈：堂兄弟十几人齐抗日
顾家堂兄弟十几人齐抗日，践行民族大义，书写了一部悲壮的家族抗日史。
1932年春，在日寇疯狂轰炸下，海伦县城黑烟弥漫，离县城50多里外的顾家村都能看得见。将女人安置好后，顾家青壮年男人都去打日本鬼子了。就连顾文友当年13岁的三叔也走了，“去给部队放马，劝都劝不住。”
这年6月，在城东肖家屯同日军激战中，顾凤身受重伤，因缺医少药，9天后牺牲，没能看到4个月后出生的儿子。
惊闻爱子牺牲，三伯父悲愤交加，发誓为儿报仇。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毅然拿起枪，到儿子生前的这支部队参军，在绥棱、海伦一带与日军打游击战。经常风餐露宿，辗转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年事已高的他不久中风，不得不潜回家乡休养。
汉奸还是听到了风声，三天两头到顾家搜查抓人。无奈，他只好远赴呼兰康金井镇，投奔远房表亲。“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顾文友感叹，这句话是三伯父余生的真实写照。1943年三伯父因病含恨而终，客死异乡。
顾家的灾难并未因此结束。那年，顾家十四哥顾顺和十一哥顾英从部队秘密潜回家中筹粮，刚进村就被汉奸告了密。两人迈进家门，还没来得及和家人说句话，一卡车日本兵赶到，将他俩抓走直接在村外就地枪决。当时两人均新婚不久，没有留下后代。
这段岁月对顾家而言，唯一的欣慰是，三伯父临终前享受过短暂的天伦之乐。那年，儿子顾凤牺牲后虽然儿媳带着孙子改嫁，但当她将孙子抚养到6岁时，又把孩子送回了顾家。后来，这个孩子继承父志，解放后也参了军。
鬼子上门她机智毁掉情报；孩子病亡，她忍痛瞒着入狱丈夫……她就是《红灯记》李奶奶原型
1933年，顾旭东以海伦县民众教育馆馆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北满党组织地下抗日活动。顾家成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据点，许多机密文件都通过这里传递。
1937年4月，县委地下交通员宋掌柜被捕了，随后一连几天日军在城内进行大搜捕，父亲隐约感觉可能要出事。那年端午节次日天刚亮，家人听到门铃乱响，紧接着窗纸上就探进几把刺刀，鬼子来了。
一阵东戳西扎后，鬼子喝令顾旭东跟他们走。“趁乱中，父亲瞅了母亲一眼，又瞟了眼烟笸箩。”顾文友说，母亲马上心领神会——父亲平时不吸烟，昨天却摆弄烟盒，里面肯定有重要情报。母亲张玉秀强作镇定，在众人面前拿起烟盒，给鬼子“敬烟”。遭到拒绝后，顺手将烟揣入衣兜，接着以上厕所为借口，将一份未来得及发送出去的文件塞进茅坑中。随后，日伪军虽然一遍遍翻查屋里的书籍等，但始终一无所获。
顾旭东入狱后，母亲与家人四处奔波营救。那期间，5岁的大姐“小砖头”得了肺炎，因延误治疗夭折，这是父母当时唯一的孩子。“父亲在狱中说想女儿了，悲痛欲绝的母亲为让父亲有更多生的念想，找来别人家的孩子照了张侧身照片，带给狱中的父亲，说孩子聪明伶俐，让他放心。”顾文友说。
上世纪60年代，描写抗联地下党、游击队和交通员与日伪斗争的样板戏《红灯记》火遍全国。为创作这个剧本，作者沈默君多次采访黑龙江老抗联。顾文友后来才知道，那些人里，很多都是他父亲当年的抗联战友，“他们讲了不少父母的事情”。经海伦市抗联学者谭海学多方考证后认定，《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原型就取材于张玉秀，他的考证论文还通过了中央党史部门的审查。
顾文友说：“是不是李奶奶，与母亲的人生都没有太大关系。她念念不忘的，是心中的亏欠。”
顾旭东出狱后，他们又养育了6个孩子。多年间，张玉秀从不提顾学友姐姐的事。但说到家中兄妹排行时，她会对顾文友脱口而出：“你不是家里的老大，老大是小砖头。”这个心里永远的痛，她埋在了最深处。
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回答敌人的始终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宁死不在鬼子面前低头
那年，父亲顾旭东被捕后，日军对他施用了各种酷刑：灌辣椒水、灌汽油、手指夹子弹、上大挂，门牙被打掉……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但回答敌人的始终是“我什么也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不仅使鬼子无法得到顾旭东抗日的直接证据，也使周围的同志没有暴露。为了尽早结案，日军依据叛徒口供逼他画押。“他不肯，两个鬼子就拽着他的手硬往纸上按，他一用力，纸上留下了一道长印子”，顾文友说，这些带长印子的口供现在还能在档案资料里看到。
文革期间，顾旭东又被诬陷为“走资派”、“大叛徒”，被逼迫在黑帮室“反省、坦白”，再次遭受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多重折磨。当造反派逼他低头认罪时，他不屑地反驳：“我在小鬼子面前都没低过头，想让我在你们面前低头，办不到！”
“文革后，很多人登门来向他道歉，他还劝人家不要放在心上。”顾文友说，即使回忆起当年地下抗日时被叛徒出卖被捕的情景，“他还和我们说，那个叛徒也不是成心要出卖我，他也是被打得受不住了。”
老革命的情操和胸怀，远超常人的想象。
现在，70岁的顾文友对《满江红》、《苏武牧羊》等三首老歌依然张口就来，“这是我人生中最先会唱的三首歌，父亲教我的。”现在，顾文友又把这几首歌教给了6岁的小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