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灼心》首尾不能兼顾的叙事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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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德海(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文化评论家)

　　很多人称道《烈日灼心》的叙事，却无法接受结尾的翻转。这不免有些自相矛盾，因为翻转的结尾，正是要电影叙事冗余的必然结果。

　　《烈日灼心》的原著小说《太阳黑子》，作者须一瓜的叙事逻辑是自洽的。三个人——辛小丰、陈比觉、杨自道，因欲望和冲动，犯下灭门(年轻女孩，女孩的父母和外公外婆)重罪。罪恶感折磨之下，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痛苦隐忍，把自己封闭在很小的圈子里，努力对社会尽力，却不敢与人建立感情关系。陈比觉姐姐海难身亡，他们便一起照顾其收留的弃婴“尾巴”。因为尾巴与被杀女孩的生日是同一天，他们觉得她可能是被杀女孩的投胎转世，照顾越发悉心，感情日益深厚。

　　小说的叙事重心，是三人的负罪感和他们的自我救赎努力，因而他们最后的伏法，既让人觉得罪有应得，又生出许多不得不然的同情——像德·昆西在讨论《麦克白》时说的，同情完全寄托在受害者身上，只是人的自然本能，好的写作者，“必须把兴趣投放在凶手身上”，读者的同情，也必须在他们一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同情，是因理解而来的共同感受，而不是“怜悯或赞许”。

　　电影的叙事重心，则有些游疑。刚开始有救赎的意味，但随着故事推进，很快过渡为保密——对警察，尤其是对尾巴，守住杀人的秘密。为了完成重心转移，电影甚至果断地把尾巴改编为被杀女孩的私生女，保守秘密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尾巴发现照料自己长大的三个爸爸，竟是杀害妈妈和全家人的凶手，她精神上将经历怎样的巨大波澜，她的人生，还能设想一点幸福的可能吗？为了避免他们的罪过延及下一代，三人就不光需要忏悔赎罪，还必须把他们的罪行对尾巴严格保密。

　　叙事的重心既已转移，所有的故事，就必然按照转移后的重心另行讲述。为了保密，杨自道和辛小丰坦然赴死。小说中心智正常的陈比觉，在电影中是高智商者假扮的弱智，从而逃过了法律的惩罚。可他克制不住自己去看望尾巴的感情，而一旦见面，就必然遭到尾巴的追问，他很难保证自己不说出三人的秘密，于是投水而逝，永绝后患。

　　至此，作为电影叙事重心的秘密保全，在三个人身上实现。然而，问题来了，既然杨自道和辛小丰是被捕的，逮捕他们的警察必然知道这个秘密。更大的叙事难题来了，影片跟小说一样，照顾尾巴的责任，落在了知道全部秘密的警察伊谷春和爱上杨自道的伊谷夏兄妹身上。既然身负杀人重罪的三人无法确信自己能够守住秘密，又如何能够让人相信无罪的伊家兄妹意志坚韧到可以替他们保密？按照影片确保尾巴幸福的逻辑，两兄妹是否也该永远闭上嘴巴？

　　无辜的伊家兄妹，就这样在电影的叙事逻辑中面临险境。除非主创人员“机械降神”，让伊家兄妹因某些神秘的原因死亡，否则，三人以死亡换取的所谓保密，只能是幼稚的假想。但让伊家兄妹无故死亡，显然有悖常理。也就是说，因为讲述重心的转移，电影在这里出现了叙事冗余，小说本身的罪行设定，在电影里无法讲通。

　　原著小说不存在上述的冗余，三人被处死，尾巴由伊家兄妹照料。三人的罪得到惩罚，而他们由赎罪而来的克制和善良，则有效保证了伊家兄妹的生活不被完全颠覆，他们仍有自己的未被大幅改变的人生轨迹，可以安然地照顾尾巴的生活——生者对三人的思念和愧疚，都在正常的承受范围之内。

　　问题来了——既然无法保证叙事逻辑的完整，为何电影主创们要固执地改变小说的叙事重心？答案或许很简单，主创们担心观众不能承受太多真实，无法接受“把兴趣投放在凶手身上”。他们肯定觉得，坐在电影院的观众无法领略，“在凶手身上，必须有某种强烈感情的大风暴在发作——嫉妒、野心、报复、仇恨——这种感情风暴会在凶手的内心制造一所地狱”。高明的创造者，正是要研究这所地狱造成的飓风如何颠覆了凶手们的生活，而不是刻意回避这魔鬼显现的世界。

　　小说确认了三人的罪行，并不为他们遮掩，因而始终保持着叙事的强度。须一瓜探究了因欲望和冲动造成的无法挽回的后果，如何一点点改变了三个杀人者的生活，他们又是如何在对其罪恶的忏悔中逼出了身上无法排除的的仁爱与慈悲——这一在凶杀当时被他们抛弃的东西。阅读小说时，你能感受到一股奇崛之气，罪案在身的三个人，即便心事重重，也有一种因悔罪和隐忍而来的刚烈。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出身优裕的伊谷夏，会愿意跟职业普通的三个人交朋友，并爱上中年白头的杨自道。

　　叙事有其自身的逻辑，一旦逻辑设定，叙事就必须按照设定前进，而无法不管不顾地另起炉灶。为了消化保密带来的叙事冗余，电影不得不在三人的犯罪问题上首鼠两端。主创们既不忍心让主角是罪大恶极之人，却也无法完全更改小说中三人的罪行设定——一旦取消这个设定，三人即超凡入圣了不是？如此以来，电影就既要让三人犯罪，又不能让他们罪责过重。

　　于是，结尾的翻转就成了一种必须。杀害一家人的真凶捉获，三个人最大的罪过，是辛小丰见色起意，而女孩患有心脏病，其间猝死。这正是电影的叙事必然，要让知道秘密的伊家兄妹不出意外，并安心接过抚养尾巴的责任，就必须让三人由黑转白，高尚最终压倒罪孽。并且，即使秘密有被伊家兄妹揭出的风险，他们较轻的罪行和坦然赴死，也已经给尾巴最终知悉秘密，预留了承受的空间，尾巴要面对过往，不再是无法直视的精神黑洞。

　　这样的处理方式，立刻带来了另外的叙事冗余——没有直接参与犯罪的杨自道和陈比觉，完全有机会洗刷自己的罪名，也同样可以承担抚养尾巴的责任，为何宁死也不开口？陈、杨难道已经修炼到面对死亡而没有恐惧？还是对辛小丰的情谊让他们甘愿同生共死？

　　电影没有给出相应的理由，当然也就无法消除叙事的冗余部分——消除冗余的过程，正是叙事深入事物核心的可能。很可惜，《烈日灼心》的主创们置人物最棘手的求生本能于不顾，抛开三人间因罪行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心理差异，直接拉升了三个主角的高尚度，把所有的叙事诉求，都归因到对尾巴的爱——对一个可爱女童的爱和保护，不正是电影里最趁手、最容易感人的理由？三个高尚的罪人，还有什么理由不一心求死？

　　没错，这是个循环论证：他们因为爱尾巴，所以必须死；他们必须死，因为他们爱尾巴。乍看起来，叙事的冗余在这个逻辑圈套里消除了，可小说因直面罪行带来的冲击，甚至是罪恶赋予人物的性格张力，也在这样气虚心软的套套逻辑里，失去了应有的强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