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谍战哈尔滨

　　李维民，吉林人，建国后曾任鞍山市公安局局长，鞍山市副市长，市长。这样一位革命前辈以夜幕下的哈尔滨中王一民的形象与哈尔滨这座城市结下不解之缘。其实，王一民也是李维民诸多化名中的一个。

　　老作家陈屿为李维民撰写的回忆录《地下烽火》，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地下烽火》完稿于文革前的1962年，首次出版于1980年，李维民始终没有见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文革”期间，李维民惨遭迫害，疾病缠身，于1976年3月25日病逝。

　　陈屿生前曾多次回故乡哈尔滨，曾与笔者讲述过李维民在哈尔滨的谍战传奇。

　　《红灯记》李玉和原型之一

　　1908年，李维民生于吉林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0年，李维民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依从组织安排，在吉敦铁路领导工人运动，成为吉林铁路地下党的创始人。1931年，李维民担任吉林地下党支部书记，结识了著名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

　　1932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前往磐石游击队。从哈尔滨到磐石县，途经吉林。杨靖宇住在李维民家中，听取李维民关于吉林地下党工作情况的汇报，杨靖宇给中共满洲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吉林地下党支部。拿着这份报告，李维民前往哈尔滨述职，直属中共满洲省委，李维民出任吉林特支书记。

　　1933年5月，吉林特支共青团负责人金景叛变。李维民迅速安排相关人员撤离、焚毁文件、转移。撤离时，李维民身着铁路员工服，跟着铁路党小组人员从铁路员工通行口进入站台，躲过敌人的盘查，来到哈尔滨，找到中共满洲省委。就在李维民离家的时候，他6岁的儿子被日本人踢死，妻子遭到殴打。

　　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局负责人，领导整个东北地下党情报工作。几个月后，中共满洲省委高层出现叛徒，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几个重要的联络点均暴露。此时，按着组织事先安排，李维民需要与交通员老万在哈尔滨一家客栈接头。老万是专门负责磐石游击队与中共满洲省委之间的单线联系。接头前4天，李维民一直没有行动，第5天，在确定万无一失后，才来到客栈。让他意外的是，老万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原来，见不到李维民，身上的钱又花光了，老万只好装病躺在床上，足足饿了4天……

　　这一真实的故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著名剧作家沈默君获知后，他以此为切入点，创作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后来根据这个电影，诞生了京剧《红灯记》。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纪录片《发现龙潭山》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红灯记》李玉和的原型就是吉林地下党组建者李维民，李铁梅的原型来自女共产党员侯乃英、秦淑云。剧中李奶奶则由李维民的母亲和许多个不愿当亡国奴的母亲形象汇集而成。”

　　卢淑娟就是秦淑云

　　1934年秋天，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新组建一个秘密印刷发行机构，由李维民负责。上级要求找一个“媳妇”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几天后，李维民在道里区端街租到了一间独门独院的俄式平房。房东是位俄国老太太，上级派来的“媳妇”叫秦淑云，思想可靠，有文化，年龄和李维民般配。电视剧中“王一民”的女友叫“卢淑娟”。

　　秦淑云20岁，吉林女中学生，共青团员，性格爽朗，相貌端庄。当时她正在长春，接到党组织的信，来到哈尔滨。

　　他们看过新房后，就去派出所报户口。李维民是户主，化名张守仁，职业是家庭教师。秦淑云改名何淑贞，和李维民是夫妻关系，职业是打字学校的学生。从那以后，他们在“家庭”的掩护下，开始了秘密工作。

　　“小夫妻”在生活上相互照顾，两张单人床分开摆放。他俩每晚工作结束后，会在两张床中间挂起一道布帘，然后各自上床休息。

　　他们这种反常的夫妻生活，不久竟被俄国房东发现了。哈尔滨的冬天，居民要靠烧火墙来取暖，家家烟囱都冒着烟。可为节省经费，他俩经常不点炉子，烟囱哪会冒烟？俄国房东出于好奇非要登门看个究竟。一天早晨，由于夜里工作太晚，他们还在熟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他们惊醒，李维民慌忙打开房门。房东进屋看见分开的两张单人床，十分惊讶：“你们夫妻俩吵架了？为何分开睡？”李维民忙解释说：“她身体不好，暂时分开睡。”房东又说：“你们中国人说道真多，身体不好更要睡在一起。我看你们不像夫妻。”李维民先是一番解释，之后开始转移话题。从那以后，为避免俄国房东来找麻烦，他俩每天都早早地燃起炉火，想方设法消除俄国房东的怀疑。俄国房东果然没再登门。遇有日本宪兵、伪满警察查户口，她还主动出面担保，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之类的好话。

　　哈尔滨脱险奔向延安

　　193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工作一夜的李维民和秦淑云还没有起床，就被敲门声给惊醒。来人是市委领导冯仲云。冯仲云告诉他们，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委员杨勃叛变了。

　　团省委的联络站设在道里区的一个大杂院内。团省委的一名委员以学生身份租住了一间俄式房子。大杂院里住着一个小职员，是日本奸细。院里有一个俄式厕所，顶盖有一个夹层，那名委员经常把秘密文件藏在夹层里。这个秘密竟被院里的更夫无意间发觉了。觉悟不高的更夫将此事报告给那个奸细。那名委员就被捕了，摆在房子窗台上的报警暗号也没来得及撤掉。敌人在联络站里“蹲坑”，还封锁了整个大院。第二天早晨，杨勃、刘明佛走进联络站后，先后被捕。刘明佛和杨勃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带领日本宪兵、警察四处搜捕地下党员。打进伪警察厅的卧底老赵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尽管省委采取了紧急措施，还是有不少同志落入了敌人的魔掌。李维民的上级王鼎三，被敌人逮捕，宁死不屈，直至牺牲。

　　冯仲云让李维民在家装病，不要出门，免得被叛徒认出来。不久，李维民离开印刷机关，成为秘密交通员，党组织派他去汤原游击队。1936年，李维民奉命离开哈尔滨，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64年，李维民调到辽宁省政协任副主席，离开工作了15年的鞍山。据李维民的次子李晓滨说：“父亲对哈尔滨始终充满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