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畸形”城市化历程：彩礼先跟城市接轨
□昔日年关将至时，崖边有男孩儿的家庭都在忙着宴请一个人——厉强。这个中年男人的儿子在部队当军官。每天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他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村里的人劝生病的钱永福找个大夫，他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他最终选择了绝食。
□阎光荣付不起结婚的彩礼钱，气冲冲的丈母娘一家强行带走了已怀孕的女儿。阎光荣无奈写下欠条，小两口才得以团聚。
电视台记者阎海军拍过很多村庄，那些坐落在西北大地的村落几乎长着同一副面孔：干旱、荒凉、沉寂。
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家乡崖边村。当他把镜头对准这个陇中高原深处的小村庄时，画面仍是相似的——不少人家大门紧闭，落锁的门把手积了厚厚一层灰，唯有土坯房的墙根处，能发现几个抽旱烟的佝偻老人。
出生于1982年的他最初并未觉得有何不妥，直到镜头转向了那些直不起腰的身影。昔日热闹的十字路口只剩一个孤零零独坐的老人，老太爷哀叹:“现在村里太寂静，走半天没个人影儿。”
那是2008年4月，一个稀松平常的日子，可粮食增产的崖边村却嗅不到欢快的气息，有时候一天只有几声驴叫划破安静的空气。
老人略显“夸张”的话却让阎海军忍不住思索，城市化仅仅是带走了农村的年轻人吗？农民和村庄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多像崖边一样的村庄，究竟有没有跟上城市化这股浪潮？
镜头扫向每一扇门的背后。阎海军用7年时间将此记录下来，并整理出版了《崖边报告》。
在这个离开农村最后扎根城市的年轻人看来，崖边发生了“裂变”：短短二三十年间，城市化让崖边快速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发展背后，人们往往忽略了村庄价值观的变化。崖边在迈入现代的同时，也陷入了自我身份的焦虑中，“熟人社会”面临瓦解的命运，“而千百万个崖边也正是‘新乡土中国’的忧伤和惆怅”。
干完农活的老人们边休息边照看孩子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
是父亲阎明的一个电话，促成了阎海军7年前的那次清明返乡之行。老人年纪大了，把清明祭祖看作头等大事儿。在父亲的坚持下，已好久没回老家的阎海军决定回去看看。
走到村里的十字路口时，这个穿呢绒外套的男人被一个瘦弱的老妇人叫住了。老人的儿子和阎海军曾是要好的玩伴儿。如今快70岁的老人没了老伴儿，一人独住。
跟着去了老人的家，阎海军却止不住地惊讶：土坯房里，主屋的木桌结了蛛网，儿子婚房大衣柜上贴的喜字已变得残缺，被罩上也落满了灰。门外的院落里，鸡粪、柴草满地皆是。
老人说不清儿子如今到底在哪儿，又在干些什么。几年前，在外打工的儿子接走了媳妇，后来又带走了孙子。
象征性地吃了几口老人招待他的食物——干硬如瓦片的馍馍，阎海军走了。整个村子“死一般沉寂”，他的另一个儿时玩伴厉斌的家显然情况更糟些，家里坯墙有些脱落，透过门缝望进去，院落里荒草丛生。
一打听才知道，厉斌自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几年前，厉斌的父亲去世，他回村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便把大门一锁，再没有回来。“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也就散了。”他长叹一口气，城市化浪潮袭来，村里最明显的变化便是青壮年劳动力的缺失。
村主任印证了阎海军的判断，“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人，多的三四人，全村81户中有15户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祭祀的时间到了。阎海军和10多个亲戚一起搬上东西，来到先人的坟前，但添新土、磕头、敬酒……这些流程的顺序和规范，包括他在内的许多小辈，都记不清了。年轻人都是临时从外地赶回来的。“这些讲究也到了该省略的时候，不简化不行了。”阎海军的大哥说。
大人们忙着烧纸磕头，长在城里的小辈却觉得稀奇，有的站在一边儿看得入神，还有的吃惊地大叫起来。
上一辈的阎海军突然有些惆怅。在他眼里，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孩子，与黄土沉沉的崖边格格不入。事实上，自己的女儿快上幼儿园了，哪怕是清明这样的节日，也甚少来到崖边，孩子一直被寄养在城市里的外公外婆家。
这在过去，几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阎海军幼年参加的祭祀仪式，家族里浩浩荡荡会去几十号人。小辈中的男丁要提着灯笼走在队伍最前方，祖先牌位被当家主事的人抱着，一群人到村口烧纸、放炮，隆重而严肃。
“崖边虽然地贫民穷，但崇文尚礼的精神犹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说。
一家人的聚会时不时还会提及曾经的岁月。那是一个热闹又充满人气的崖边，一到年关岁尾，皮影戏、三弦、样板戏……应有尽有。做木匠的二叔和爷爷常一起弹奏三弦，冬天崖边雪大，父子俩烧起火，被蛇皮包裹的三弦发出滋滋的声响。“我走过的地方哟……”搭配三弦悠长的声调，山歌唱起来了。
不过二三十年的工夫，阎海军再难寻到这些热闹的记忆。缺少了人气的崖边在夏天还未到来之时更显“孤寂”，会弹三弦的人没了，年关庙会简化到只剩上香。他认为，传统文化也受到了城市化趋势下人口流动的影响，因为无法传承延续，面临消失的命运。
崖边越来越安静了。他的镜头扫过空旷的村庄，从冬天到夏天还是难见人影，更无人声，唯有成群的乌鸦飞过时留下的声响。
仅剩微弱的传统还在延续。崖边一带喜好在屋子中堂的墙上挂画，在后堂的墙上挂书法。就连不识字的二叔，都曾点名找侄子要过书法家魏岳嵩的作品。有条件的人还会把大门修成古典式的建筑，用砌好的瓦片铺就屋檐，一派江南官居的样式。
只是已经没人说得清这么做的缘由了。
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厉强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从县里出发，驾车一个多小时，绕过沟壑纵横的山湾，就能找到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几十年来，崖边人靠这条地图上曼妙婉转的S线，把农用三轮车、微耕机、电视机、冰箱带进了村子，也让老老少少用上了电和自来水。
盘旋几十公里的柏油路也带来了生活的另一面。最便宜的微耕机都要四五千元，再加上每个月的电费、食盐、菜蔬、看病以及孩子的学费，让崖边的家庭“很难存下钱”。
2010年甘肃大旱，阎明家里收成小麦、谷、豆子等2600斤，尽管有先进农具帮忙，但老两口还是“一整年都在上肥、耕种、收割”，最后把粮食卖掉，只够俩人日常吃饭的开销，经济收入几乎为零。
选择只剩下一个——进城。
阎海军的大哥本在家务农，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年他一直“半工半耕”，农闲时便去城里做些体力活儿，一年到头也不休息。他的同龄人则大多涌向了包头、兰州、上海，甚至新疆，选择在工地或矿井落脚。“不去不行啊，家里没钱，娃娃读个书老人生个病咋整？”一个崖边中年男人说。
作家的侄子阎旭东没有太多生活压力，这个90后青年“主动选择拥抱城市”。他和他的90后小伙伴如今都留在城市，“有的人都挣四五千了，混得不错”。
尽管有时几年才能和朋友团聚一次，他奔向城市的念头却从未减弱过。小时候，阎旭东就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明亮且五颜六色的城市。在邻市读中专时，他又想通了一件事：比起崖边，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
小伙子很快娶了媳妇生了娃，又从工厂跳槽到了交通部门。把家已安在城市的他对人生还有许多设想，比如挣钱还房贷、给媳妇买漂亮衣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桩桩件件，却没有什么与崖边有关。
但这是全家人的心愿。“上学不行的就去当兵，当兵没混出名堂的就去打工，总之要留在城里，我父母也支持这样的想法，留在崖边太苦了，谁不想让子女过得好呢？”阎旭东说。
于是，年关将至时，崖边人的机会便露了头。曾经一段时间，崖边有10多岁男孩儿的家庭都在忙着宴请一个人——厉强。他在部队当军官的儿子不仅把家安在了城里，还常接父亲过去同住。回崖边过年的厉强往往在自家待不了多久，一到饭点儿，就有人把他请去吃酒席。人们就一个目的，让自家的孩子当上士官，留在城市。
杀鸡宰羊，十几盘菜肴代表了崖边宴请的最高标准。饭后，主人家还要赠送猪腿和食用油。有人说，“每年正月，厉强来崖边是来‘领牲’的。”
“他们是在说厉强把自己奉若神灵，吃拿卡要，接受崖边请托者的敬奉。”阎海军对此理解又无奈，“还不都是被逼的。”
其实，厉强的孩子在西北服役，村里其他孩子则在全国各地当兵。“怎么可能真帮上忙？”阎海军直摇头，崖边的人们似乎已经被城市化冲昏了头脑，盲目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孩子走出崖边，过上“好生活”。
他最害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崖边人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