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黄种人白种人大战

30.08.2015  17:30
  [ 摘要 ]晚清知识分子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世界,西方(白种人)的力量,使其不能不正视和应对,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否定自身(黄种人)作为人类文明中心的价值。

  晚清时期,国人欣然接受欧美的人种肤色分类,也大致接受了欧美人对肤色的优劣划分,只是辩解黄种与白种同样高贵。康有为认定白人优秀,黄种次之,棕色人又次之,黑色人种最麻烦。黄种人通过改变饮食、加强锻炼,百年之期可以与白人无任何分别,其它人种要通过迁地、杂婚、改食、沙汰(如“饮以断嗣之药以绝其传种”),以实现世界上的“人民平等”。

  这不能不说是对白人至上的独特应对,只是如何说服白人与他种肤色通婚而自弃至上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大问题。致力于脱亚入欧的日本学者也在想通婚的办法,高桥义雄等人曾面询斯宾塞,斯宾塞断然认为不可,认为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将像拉丁美洲土著与白种人通婚一样,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

  西方“黄祸论”兴起,中国对之既有被诬指“祸害”的愤慨,也不无因力量被充分估价而产生的想象性自许。中国知识界对“黄祸论”的回应,被动性不只在时间的先后,还在于受到“黄祸论”后面的思想逻辑的影响,那就是与黄祸论同构的基于种族主义和力量崇拜的观念。拿破仑的“睡狮论”之所以被反复说到,在于他说到了中国醒来的力量,而他对这一力量的担忧,则不在人们的理解之中。

  (英国推理小说作家萨克斯·罗默笔下的傅满洲,是西方人对“黄祸”恐惧的代表)

  文学的翅膀先行展开,想象比格于历史形势下的现实困厄容易变得乐观。二十世纪初,关于中国人未来的百年想象在文学中不断出现,许多故事将中国人的未来生活场景设立在不为人知、远悬海外的大陆或岛屿,那里民丰物阜,风土宜人,折射了逃离本土现实、另辟海外桃源的心态。

  1907年,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描述,一群中国人逃离本土,在南太平洋的“螺岛”生息,数百年后,在那里建立起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男女平等的制度,“一隅之地,俨有极乐世界的气象”,最后是“发见一块从古到今杳无人迹的大地”,可“做我同胞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子子孙孙的殖民地,政治道德的完善,还比现在文明国胜过十倍”。小说驳斥大同世界的认识:“种族界限,他人分析极清,我同胞中犹有主张大同的陈言,欲合地球万国为一大社会,成一大团体,岂非梦呓?”“主张大同的,不过无聊之想,其见事不明固可嗤,其立言之心犹可哀。”

  更有作品描述未来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大对决。1908年,碧荷馆主人又发表小说《新纪元》。小说写到,1999年,中国已成为强盛大国,发出号召,“地球上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改为黄帝纪年,匈牙利响应,但因其国内有三成白种人,发生冲突,白种诸国对匈兴兵,中国派兵保护,黄白大战爆发,黄种诸国群起相助,巴拿马华侨夺取运河,各地华侨建立自己的国家,中国舰队在黄之盛将军带领下,在南中国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亚德里亚海击溃白种联军,迫使其签下十二款条约,类似于西方施于清朝条约的颠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小说结束处,白种人自感受到奴役,掀起新的风潮。

  一年后,高阳氏不才子发表小说《电世界》,仍是一场黄白大战。1999年欧洲中原的西威国发明飞行舰队,扫灭白种诸国,欲统一五洲,先取东亚,此时中国国强民富,兼科学家与工业家一体的黄震球发明超级武器电枪迎击,先在太平洋战场获胜,又陷西威国首都,战后建立中国皇帝仁慈的全球统治,“电王”黄震球将科技用于改良社会,但白种人仍怀仇怨:“我们人种,向来称地球第一的”,如今土地沦陷,辛苦做工,“若不一行暗杀主义,却有辱了我们全种的名誉”。

  晚清知识分子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世界,一方面是西方(也就是白种人)的力量,一方面是华夷分野。西方的力量,使其不能不正视和应对,从而不能不逐渐承认其先进性,但与此同时,又不能否定自身(也就是黄种人)作为人类文明中心的价值。因而,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实际上类似于一种承认,即承认西方文明具有与中国文明同等的份量,而对世界的划分,则仍然不脱华夷分野,除西方之外,其它种族仍属于夷。也就是说,华夷之分的眼光并未打破,只不过是西方不再被归于夷,在一些人看来甚至比华更高。

  这种认知模式,甚至至今有效,许多人眼中的世界,其实就是中国和西方,其它地方,则只有余光的顾及。在华夷之分下,人们有一种歪曲的天下主义,视华夏之外无非夷狄;在中西之分下,人们则只有一种歪曲的片面主义,中国和西方之外,再无其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熟悉中西之辨,整个知识体系都围绕着“中国”与“西方”而建立,整个认知体系也囿于中西之分。西方有知识生产,代表着人类生活的方向,中国在追赶,其它地方可以无视,最多只有博物学上的意义,这仍是当今很多人潜在的知识逻辑。睁眼看世界,其实是睁眼看西方。而近代以来的斗争目标设定,也基本上是为民族争取一个可不落于西方的生存资格或等级排序。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大战,不是在种族之间展开。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在白种人之间,一次在法西斯阵营与反法西斯阵营之间。没有黄白大战,肤色作为分离性因素也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但黄祸论和作为其反向回应的黄种乌托邦,确实是百年前的一股思潮。这种思潮与政治的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文化的欧洲中心论与反欧洲中心论、西方与东方混杂在一起,共同为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蒙上杂乱的颜色。后发现代化社会从自暴自弃、自我矮化到主体性丧失,现代化国家从趾高气扬、自视优越到俯视性眼光,都是见之不鲜而且至今不绝。

编辑:李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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