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锋】纪录片导演萧寒:我“拍”故宫修文物

11.01.2017  19:35

  在这个浮躁社会中,财富能力、社会地位、颜值、情感……等等“成功”标签,正在固化无数奋斗在大城市人的终极梦想。

  然而,有那么一群人,没挣到多少钱,却费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他们并不刻意去追求社会的普世成功,却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做出了世人可能并不知晓,但绝对意外的成绩。

  ——剑走偏锋,自绘人生

  新华网北京1月11日电(陈凯茵游苏杭)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卡普辛大道14号大咖啡馆的印度厅内,正式公映了由L.卢米埃尔摄制的“工厂的大门”、“火车到站”、“婴儿的午餐”等12部实验性的影片——最早的电影,是记录片。

  一百二十年过去了,纪录片这个现代电影先驱者,好似在时光中中渐渐迷失自己,不再是大银幕的常客,渐渐沦为边缘。

  “纪录片为什么非得在票房上‘悲情’,才被认为是‘成功’呢?”曾创作过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和《丽江·拉夫斯基》的导演萧寒很困惑。

  一直致力于让“一个电影类型重新回归到他应该有的电影市场”的萧寒声音沙哑,面容疲倦。为了宣传《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电影,十几场路演的间隙,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了。

  这条重返之路上,重复的吆喝必不可少,萧寒甘之若饴。

  然而,重返之路太长,2016年太短,故宫的文物还没修完,他却仍在坚持。

  纪录片导演萧寒,创作了《喜马拉雅天梯》《丽江·拉夫斯基》《我在故宫修文物

   “风吹过的声音”

  萧寒没有想过他的第三部纪录片会以这样的方式重返大银幕。

  2016年年初,《我在故宫修文物》循规蹈矩地正走着大部分中国纪录片走过的路:在纪录片频道播出,分销给几个视频网站,在纪录片迷中小范围传播一下。然后……然后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了。

  谁也没有想到,寻常路中居然会出现意外。

  是的,意外之喜出现了,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Bilibili弹幕网站意外爆红了。

  视频点击量超过200万,弹幕六万余条,好评如潮,收获粉丝无数。据悉,截至2016年12月,共有2万人报名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的实习工作,其中大多数是“90后”的年轻人。

  “一部纪录片能蒙观众如此厚爱,令我受宠若惊,同时也欣喜若狂。还真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我立马决定做电影版,对,上院线!”萧寒反应很迅速。

  热度还在,上百个小时的拍摄素材还在,出品方及时出现,萧寒召集新团队,撸起袖子就干。剪辑时间长达七个月,这可能是个纠结又痛苦的过程。有媒体报道称萧寒认为电影版唯一的遗憾是时长太短。

  “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原来3个小时的版本,但最终我们因为市场的要求我们还是把它剪到86分钟”,报道中这样引用萧寒的话。但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他又否认了这一说法。“谈不上一个遗憾,每一个不同的版本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力。”

  这样的平衡和取舍可能是走向大银幕必须经历的。但这道坎过后,障碍还有很多。国内的观众几乎没有在影院观看纪录片的习惯,这是回归路上的一大障碍。

  另一个障碍来自于市场中的其他选手——商业电影。由于纪录片侧重展示的是一段真实的内容,而不是一个故事。与商业电影相比,纪录片在吸引一般观众方面似乎天生就有一些劣势。

  “它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酷炫的画面,没有小鲜肉,只有修复师们一天又一天的日常,只有‘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之心,只有蝉鸣、鸟叫和风吹过的声音。”

   纪录片≠苦哈哈

  上映日近,争议却不断。

  “这就是借势贩卖情怀圈钱啊!”面对这样的质疑,萧寒在上映前一日发文回应:“能不能圈到钱不敢说,但我还真就想借这个‘势’贩卖一回情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来买这份情怀。假如那些贩卖‘小鲜肉’、整容脸、吓人IP、雷人剧情的电影都能如此理直气壮,我们来‘贩卖’一下情感和人生观又何罪之有?”

  “要说‘圈钱’,在中国的电影市场里,我还真没看到有一部纪录电影圈到过钱,甭说‘圈钱’,就是能在电影院里排上片的都没几个,不赔钱都要举杯相庆。”萧寒一句话道出了纪录片在电影市场的窘迫。

  一直以来,纪录片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一直是“叫好不卖座”。爆款前辈《舌尖上的中国》电影版上映一个月的票房不过才两百万人民币左右。

  有数据表明,2015年共有14部纪录片有幸走入院线,全年票房加起来有6.9亿元,另一面,同样是2015年,有3部快销式的真人秀类纪实电影上映,却贡献6.6亿元票房。

  “拍摄一千部影片,真正到院线上映的只有200部,其中盈利的还不多,这种剧情片的二八定律,对纪录片也一样。对于纪录片来讲,这个挑战更加严峻,因为纪录片很多,但震撼性的纪录片不多。”在2016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资深电影发行人、上海唐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军说,纪录片是有希望走向市场的,但在成为“黑马”之前,自己本身要经历锤炼。

  锤炼路上,“有多少纪录片创作者如苦行僧一般孤独前行。”现实虽大概如此,但但萧寒觉得纪录片不应该是“苦哈哈”的代名词。

  “有些人觉得,纪录片你越亏钱越显得你高尚,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一个纪录片能赚钱它才能更高尚,更有价值,他对整个行业、整个人类才更有价值。”

   春未来,“萧寒”正在

  现实太残酷,在年末大片潮夹缝中顽强生长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11天,票房572万,截止12月27日,全国排片只有0.2%。

  “想看但没有排片”,有观众向《我在故宫修文物》官方微博账号“吐槽”。这其实也说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残酷,纪录片导演萧寒不会是第一次体会,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然而,在严寒中,仍然需要看到希望。

  数据显示,2015年纪录片行业总投入为30.24亿元,总收入46.79亿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商业院线出现越来越多的纪录片“闯入者”:2015年,通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的纪录电影有34部,其中14部进院线放映,均创下近5年的新高。

  从票房1700万元的纪录电影《旋风九日》到《喜马拉雅天梯》,再到今年以6600万元票房刷新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电影纪录片不断有“黑马”跑出。

  “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走上大银幕,这就是一个很可喜的事情。”萧寒乐见2016发生这样的变化。“今年,有更多的相同类型的电影都在共同地闯这个市场,有更多的伙伴都在加入这个市场,这都是变化。”

  “但所谓的春天远没有到来,他还早着呢。”萧寒说。

  那么,真正的春天应该什么模样?

  “真的春天到来应该是这个模样,每年有常态地有一定的量的纪录片电影在大银幕上展现,同时有一两个明星的产品可以创造更有突破的票房成绩。那才是纪录片行业真正良性的发展。观众也逐渐习惯了去接受去影院里去观影去看纪录电影。”​‍

编辑:金永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