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岁老兵忆入缅作战:战死者太多 尸体直接放江中
朱一南和妻子合影，两人中间那幅画是兴龙湖小学的小朋友们送给几位抗战老兵的。记者张梁摄
重庆晨报永川读本记者张梁报道
朱一南今年92岁，是目前永川健在年龄最大的远征军老兵。
前段时间，区政协领导慰问他和另外几位永川健在抗战老兵，并请他们到兴龙湖小学给孩子们讲述历史。老人很高兴，还特别准备了一份讲稿。小朋友们送给每位老兵一幅画，他将这幅画挂在了客厅墙壁正中央。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孤儿。”朱一南出生于1923年农历3月初一，祖籍广东，小时曾经生活在重庆主城的石桥铺附近。父亲和叔叔是重庆铜元局工人，后父母早逝。8岁起，他被送到在万县(今万州区)经营米粉店的叔娘家。虽然当时家里并不宽裕，叔娘家还是将他送到当时万州民众教育馆读书。
当时的民众教育馆相当于现在的完小，他在此接受了几年的小学教育，也为后来加入远征军积累了基本的教育基础。
“我们那时要学珠算、国文、地理、历史这些科目。”朱一南回忆，历史课上，老师就讲给他们听，近代以来中国是如何遭受列强欺辱，“秋海棠”形状国土一步步被列强鲸吞蚕食，让少年们脑中怒火难平。
抗战军兴，叔娘在万县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一家人决定回到重庆主城开米粉店，却遭遇了人生最难熬的时间段。
1938年至1943年，日军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战略轰炸。朱一南至今记忆犹新，在重庆的那几年，“天天跑警报”。一次轰炸过后，他走出防空洞，亲眼看见沿江两岸民房熊熊燃烧，到了夜里仍烧得正旺，连绵不断的火光倒映在江水中，“就像一条火龙。”他在这个时候竟然想起课本上讲的一个故事，“火烧阿房宫是不是这个样子？”
当时重庆消防极其落后，除了民众拿着脸盆等工具自救，政府消防车竟然只能使用人力压水，“哪里灭得了这么大的火嘛？”
叔娘的米粉店也在轰炸中变成一片废墟。
为了躲避战火，1941年一家人由重庆迁徙至成都，居住在玉皇观街4号，直到1943年应征入伍，是他前半生过得相对最闲适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他开始参加补习，准备报考成都一个师范院校，平时就在当地“万有大药房”当小工，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有口饭吃，生活好一点。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似乎一点都不“高大上”，却贯穿了他后来整个人生。如是和平年代，朱一南或许会成为一名教师，结婚生子，波澜不惊过完一生。“哪个想打仗呢？”他反问。
但此时，强敌步步紧逼，国力羸弱如此，就如当时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以中国之大，也已经容不得朱一南置身事外。
1943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四川在一个月内征四万五千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补充远征军。在叔娘家吃了几年“闲饭”的朱一南忍不住了。
报纸、各种宣传单上，当时成都市长张余中英号召青年，“国家危亡在即，我们要救亡图存，工人、学生要走出来。”朱一南说，一方面是出于知识分子对局势焦灼，另一方面是“为了有口饭吃”，立即报名参军，当天仅仅和他同去的就有数百人。
1943年3月18日，朱一南和战友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登上飞机，前往印度兰姆枷接受盟军培训。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进入缅甸作战失利后，部分部队退入当时英国殖民地印度境内，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并从国内补充了大量接受过基础教育的青年。他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坐飞机，感觉很新奇，身体却有点难受。上机前，部队给每人发了几个面包充饥，当飞机开始下降时，失重反应让他头晕目眩，口一张，就在机舱内吐了起来。
到了印度，他被分配到战车三营七连，营长名叫廖家齐，连长名叫范丙，近一年时间内，系统学习了战车驾驶、射击、通讯战场救济知识，以及发现地雷和排除。部队每天训练紧张但有序，上午8时至9时学习理论，下午马上进入实际操作。一个连有17辆坦克，朱一南是一辆M—3A3坦克成员，重约15吨，拥有一门37毫米炮和一挺配备500发子弹勃朗宁机枪。
朱一南所在部队进入缅甸，先后参加过密支那、八莫等地战斗。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在八莫的那场战斗，“敌我双方飞机像种白菜一样倾斜投弹，大大小小树木上遍布密密麻麻的弹孔”。战死者实在太多，开始时使用机械挖大坑填埋，后来就直接放到伊洛瓦底江中。
战车机动性强，装甲厚，但腹部却是一个弱点。日军在地下挖了很深的反坦克壕沟，或者在地上布下正好能钉住坦克腹部的木桩，让坦克动弹不得。
有的敌人会利用坦克机枪的死角抱着炸弹冲上来。为了对付这种情况，机枪手干脆将观察窗拆了，放上机枪。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远征军在八莫建立了中国公墓，朱一南说，守墓的有一位伤残军人，头骨被弹片击破了一块，用皮缝上，能看见脑子里面“一动一动的”。
1945年10月，部队回到昆明，朱一南成为辎(重)汽(车)18团驾驶员，承担云南沾益到贵阳运输任务。1947年部队调往南京，驻地孝陵卫，负责上海杭州一带运输任务。
随着内战爆发，不想“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朱一南拒绝再驾驶坦克，专心做起汽车驾驶员。解放军渡江战役后，所在部队起义，他成为解放军一员。
这是朱一南人生另一个转折点，是解甲归田还是继续从军，他举棋不定。部队领导在翻看履历，发现他会驾驶汽车，就将他分配到解放军二野兵团部任驾驶员，随部队解放福建。
在福建期间，他听说军政大学正在招生，报名参加考试并被该学校五分校录取。谈起当时想法，依旧是希望“工资高一点，生活好一点，为人民服务”。
为解放全国，该校后改为二野17军随营学校，并从沿海步行至贵州贵阳。朱一南以副排级担任驻安顺17军供给部审计员，后调入军区炮兵团教导队任学员。
1952年，朱一南从部队转业，分配到西康省(1955年撤销)运输公司任驾驶员。
“我们一家都和军人有缘。”朱一南打趣。有意思的是，朱一南的妻子也是军人，原籍成都，今年87岁。她的大哥同样是军人，建国初期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她最初是解放军驻西康省某部的医护人员，也是雅安卫校最早的一批学生。
1958年，朱一南被指派到当时江津运输公司(今天永川人或许更熟悉其另一个称呼：25队)。老一辈都知道有个所谓“江八县”概念，辖区包括了今天永川、江津、合川、潼南、铜梁、大足、荣昌、璧山八个县，政府驻地先是在江津，1961年迁永川，运输公司也随之从江津迁至永川。也是因此，他才和永川结缘。
当时整个“江八县”范围内都没有正规的汽车运输体系，朱一南及其同事被赋予了建构整个地区汽车运输体系重任。过了几年，妻子也调到永川工作，从此在永川安家落户，生儿育女。
1984年，朱一南以一级驾驶员退休。而今，夫妻两人都是从“单位”退下来的人，待遇优厚，请有专人照顾。
尽管年过九十，但他身体很好，体检时没有发现什么毛病，每天还喜欢到街上遛弯。除此之外，他很关心国家大事，安倍未反省日本战争罪行、南海问题等能滔滔不绝说上好久。
问起长寿的秘诀，朱一南说，“不吃烟酒，为人含蓄，不外露，和善，不跟人计较”。
编辑：陈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