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呈现谨小慎微的中年气质?

20.08.2015  17:06
  导语:第九届茅盾文学奖16日公布结果,这个四年一届的文学奖至今仍被视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评论人唐山通过对历次茅奖获奖情况的统计分析,发现茅奖得主局限于40岁以上的体制内老面孔,呈现出封闭性和后继无人的趋势。获奖作品则基本延续“托尔斯泰+《红楼梦》”的模式,在美学标准和现实需要之间相互妥协。茅奖正在变成谨小慎微的中年人,因为思想桎梏仍在,资源分配方式未变。

  在已颁发的9届茅奖中,共产生了41位获奖者,获奖年龄总和为2236岁(其中张洁2次获奖,分别按其获奖年龄统计),平均获奖年龄为53.2岁。

  本届创造了三个记录:一是王蒙81岁获奖,超过2005年获奖的宗璞(时年77岁);二是获奖者平均年龄为61.8岁(此前最高记录为2005年的57岁);三是首次未有50岁以下作家获奖。

   封闭系统造就两个趋势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巅峰大奖,每一届茅奖都格外引人注目。而从此次茅奖中,可以看出两个趋势:

  首先,茅奖从未授给过40岁以下的作家,但今年50岁以下的作家亦与之无缘,传统“老中青”创作团队日渐成为“老中”当家。相比之下,布克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只有49岁。当然,如果与近十届诺奖获得者平均年龄已超80岁相比,茅奖还是不折不扣的年轻人。

  其次,“圈外人”成功概率越来越低,而“文学编辑”获奖可能性越来越高,文联主席、副主席已成冲顶的绝对主力。

  这两个趋势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般来说,颁奖是分配资源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是鼓励再生产。但,任何一个系统都如此, 随着封闭度提高、运行时间增加,熵值也将不断提升,渐渐走向无序,最终完全背离系统设计的初衷,使颁奖成了对既往成功的追加认可,从鼓励再生产蜕变为新的分肥游戏。 而在这个博弈中,掌握规则的会不断胜出,不熟悉规则的将被渐次淘汰。

   无新人可扶才是真尴尬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博弈,老人与新人之间的差距正拉得越来越大,呈现出“马太效应”,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管评委们争论多么激烈,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今年茅奖的获得者名单其实很容易被猜出来。

  相信茅奖的评委们也很想扶持新人,但目之所及,又确实看不到值得一提的佳作。

  文学是靠失败堆积起来的事业,除了极少数天才,绝大多数人需要在试错中不断积累写作经验,如果缺乏一个屡败屡战、逐步成长的平台,如果不能对新人微小的进步给予及时鼓励,则他们很难坚持下去。

   在今天,严肃作品难发表、回报少,仅有的资源供给圈内已是勉为其难,并无余力扶持新人,而社会的诱惑又太大,市场为年轻人的才华给予了更多奖励,那么,他们又何必去挤写作这座独木桥?

  从来如此,封闭系统最易出现后继乏人的现象。

   人才不是一蹴而就的,筛选之外,更需养成,这恰好是传统金字塔式结构的短板。靠自上而下的资源分布,想扶持新人,就必须准确预测出一个写作者的未来,并有针对性地为他提供帮助,可预测错了怎么办?给资源就能培养出大师吗?

  从实践看,这常常是拔苗助长,导致写作者脱离现实,反而助长其惰性,压抑其才华,要么成为恶少,要么变身庸人。

   茅奖正在步入中年

   正是因自上而下资源灌注的低效率和不断遇挫,才使封闭系统对“文学奖”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日渐倚重,可不开放系统,不改变规则,最终“文学奖”也会成为受害者,甚至会进一步加大系统的负能量。

  以茅奖为例,表面看,获奖作品五花八门、各具特色,但深入分析,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比较僵化的标准,只要能迎合这些“标准”,则艺术上有没有硬伤,反而可以忽略。

  比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作者在书中加入许多肤浅的议论,主人公的行为缺乏合理性,违背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却成了“名著”;再比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同样设置了几位“高大全”式人物,将改革简化成“改革派压倒保守派”,一些细节充满漫画感,张洁曾一度表示不再看自己过去的小说,因为“觉得恶心”。

  早期茅奖获奖作品都有技术缺陷,漏洞尤其触目惊心,近年来虽有很大改善,但又出现了重复、呆板、缺乏激情等问题,反而丧失了曾经的活力、丰富与多变。

  有缺陷的年轻人变成谨小慎微的中年人,艺术高度并未得到显著的质的提升,因为思想桎梏仍在,创造力还未被充分解放。

   小说美学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妥协

  在茅奖背后,有种种看不见的约定。

  比如长篇小说必须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要能“打动读者”,而讲故事本身不是目的,还需人为嫁接上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必须与时代需要相勾结,所有人物都要为“主题”服务……换言之,它奖励的不是创作,而是故事匠的精工细作。

   这种“托尔斯泰+《红楼梦》”的模式曾风靡一时,托尔斯泰负责与世界接轨,《红楼梦》负责体现中国文化,这曾是《子夜》《》《青春之歌》等作品成功的配方,如今依然被茅奖传承着。在全球化时代,茅奖期望作家写出的是一个个独特的、自满的“小世界”,它如此不同,却又能无一例外地去折射人性光芒,以教化众生。

  把世界拆成一个个故事,再把故事拆成一个个片段,再往下继续拆成句子、拆成词,然后再从词炼起,自下而上组装成一本小说。每一步都如此程式化,如此精致。

  不否认,这其中也有美,也是小说艺术的组成部分,但当它开始排斥其他标准时,我们就不能不怀疑: 它之所以成为规则,是因为这套规则更便于评选,而不是因为它比别人更好,甚至可以说,它只是美学标准与现实需要之间无奈的妥协方案。

  回望今年获奖的五部小说,就会发现,它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契合了茅奖的尺度。

  5个故事虽不同,但入手、笔法基本一致,作家们都在构建一个“世界”,并努力让它看上去有点陌生,所有主人公都在思考人生,而故事只是框架,甚至可以抽去。那么,怎么才能区分彼此?只有在语言、结构、背景上竭尽全力,可撕开层层的包装纸,真正让人惊喜的部分不多。

  问题关键还在于,中国长篇小说当下生存环境堪忧,影响了高水准创作的产出,这绝非设立一个文学奖便能解决的,可麻烦的是,人们对茅奖总是期待过多。

   给有志于茅奖者七个建议

  仅从统计的角度看,可以为将来为茅奖而创作的作家们提出几个建议:

  第一,女性从事写作要慎重:因为获奖女作家非常少,仅6人7次,占16.7%,这与她们能担纲作协主席之类的比例不相上下。当然,这也和女性在社会中的整体权利有关。

  第二,批判现实要慎重:茅奖更关注历史性、传奇性的题材,即使是现实题材,也要多展现时代好的一面,坏的东西尽量是过去发生的,而且已经被我们自己彻底解决掉了,至于批判,最好聚焦到对小人物身上,比如为他们如此不上进而痛心疾首。

  第三,尽可能把故事讲得复杂:更多的人物、更多的故事线索,越匠气,便有可能越受欢迎。

  第四,最好有个正面人物:他们必须“简单”到直白的地步,作为复杂人性的仇敌,他们能把别人照得漆黑一团,这样容易能给读者以“熏陶”。

  第五,慎重进行文体实验:上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作家中,只有莫言、格非、苏童获奖,且他们的获奖作品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早期的实验色彩。

  第六,尽量假设生活有意义:哪怕肤浅,哪怕自己也不太相信,但最好有这么一笔。

  第七,在圈内待足够久:这个不用解释了。

  奖越重,个性就越容易被湮没,正如激情四溢的球队往往无法取得世界杯一样。文学能不能变成一种竞技,这恐怕是个可以长期争议下去的话题。

  吐槽也罢,指点江山也好,评奖永远是一个看着容易做着难的差使。人们之所以还会质疑,是因为对它还有期望,还渴望它变得更加完美。可喜的是,近几届茅奖评选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向艺术本位的趋近,获奖作品的缺憾与漏洞也在逐渐减少,这或许正是希望所在。

  唐山,书评人,现任北京晨报副刊部主任。

编辑:李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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