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纳粹迫害的同性恋者：沉默至死
[ 摘要 ]目前没有任何同性恋幸存者拿到过战争赔款。2002年，德国政府才开始承认同性恋者也是二战纳粹政权的牺牲者，但是1945年之后受175法规迫害的那部分同性恋受害者被排除在外。
深红色的灯光笼罩着这个房间，人们的照片和生平被陈列在四壁。房间正中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粉色三角纪念碑，上写：“迫害致死，沉默至死——纪念死于纳粹暴行下的同性恋者。”
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同性恋囚犯照片(图片来源：德国历史博物馆)
这是正在德国历史博物馆和德国柏林同性恋博物馆举办的双联展“同性恋150年”的一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展览中出现的纳粹对同性恋人群迫害史尤为引人关注。《南德意志报》说：“这个展览并不想去说服参观者。它只是在用一种更系统、直接的方式，展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提到这段历史，著名的德国刑事法第175条(以下简称“175法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该法规于1871年5月15日颁布，在全德范围内适用于各公国，从此同性恋在德国被正式定性为一种犯罪行为。
“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有猥亵行为的，以及将自己供其作为猥亵对象的，等同于人与动物之间的鸡奸行为，将被处以刑罚。” ——175法规
175法规的颁布有其社会背景：在当时的社会思潮冲击下，人们对理想中的公民道德和性取向有了新的定义：自律、自省、勤奋、守法、克制欲望。性的需求根据“完美公民”的定义被限制和压制。同性相恋更被认为是对社会、民族的危害。
而魏玛共和国时期，同性恋解放运动开始在很多城市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解放运动的中心城市——柏林，出现了大量同性恋酒吧、饭店，以及各种同性恋报纸、杂志和同性恋互助协会。在此影响下，魏玛共和国后期出现了废除175法规的趋势。
到纳粹政党上台前夕，统计显示，德国社会的同性恋人数占总人口的7%。很多纳粹成员认为，这一数字足以动摇国之根本。一场对同性恋人群的清洗势在必行。1935年7月28日，纳粹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对175法规进行修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宣称，新的国家政权必须从根本上驱逐所有违背自然的同性性行为。新法规从1935年9月1日开始实行，约10万名同性恋者被捕并被审判，其中1万到1.5万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处境悲惨。
与犹太人不同的是，这一群体的遭遇，即使今天也鲜为人知。围绕这段尘封的历史，腾讯文化作者近日专访了德国著名性别研究专家、历史学家君特·格劳博士。
以下是腾讯文化与君特·格劳的对话：
洗脑：“同性恋者应该被集中‘灭绝’”
腾讯文化：1935年实行的新175法规有什么变化？
格劳：它对原有法规内容进行了全面升级：首先对同性之间的猥亵行为进行了重新定义。老法规认为同性之间有性行为才能构成同性恋罪，而新法规将范围扩大——任何形式的同性亲密行为都有可能被认定为有同性恋倾向，可能构成犯罪。在1936年至1937年的共两千余起调查事件中，两个男人之间由于过于频繁的眼神接触、小部分身体碰触而被起诉的案例比比皆是。有人为男同事亲手制作了一份礼物并附了一封信，随后被秘密警察以同性恋罪起诉，最后被处以15个月监禁。
新法规还升级了对同性恋罪的处罚，情节严重时“罪犯”将被判十年监禁。盖世太保还有权不考虑法庭判决，直接将犯人转送至集中营。
腾讯文化：纳粹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大规模地对同性恋者进行集中抓捕？
格劳：此前，纳粹党内部进行过几次讨论，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对社会有极强的危害性：第一，他们触动了纳粹宣扬的生育计划的根本，危害人口增长。第二，同性恋之间的结党行为有很强的群体效应，足以威胁政权(海因里希·希姆莱认为，在政府的领导和军官中，尤其应该加以监管，全面禁止)。第三，同性恋行为对青少年有严重影响。第四，同性相恋破坏社会伦理秩序，是一种反人类、反社会的罪行。
腾讯文化：纳粹政府如何实现这种追捕的合法化？
格劳：主要是依靠强大的宣传攻势。在进行宣传攻势之前，纳粹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在各领域进行“同性恋”课题的研究，为即将进行的集中追捕建立理论支持。慕尼黑大学种族净化研究学院院长罗塔尔·蒂拉拉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研究结论：同性恋者应该被集中“灭绝”。当时的精神学家则认为，同性恋是一种遗传疾病，对整个种群有很强的危害性。魏玛共和国时期医学界达成的“同性恋是天生的，不可逆转，所以不应该被惩罚”这一共识理论被全面推翻。
著名的纳粹医生弗里茨·莫尔声称，他研究发现，同性恋者可以通过艰苦的劳动改变性取向。治疗过程如下：首先让其脱离目前生活的环境，然后让其从事艰苦的工作以忘却身体的需求，最终实现与异性的重新结合。他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受到了纳粹政府的追捧。
得到了各个研究机构的理论支持，纳粹政府的宣传攻势铺天盖地。海因里希·希姆莱更在多次演讲中抨击同性恋者。作为弱势群体的后者在强大的舆论攻势下毫无反抗之力。慢慢的，人民大众开始接受同性恋者是罪犯、全民公敌，他们的行为是一种犯罪。极少数人也怕因同情而招致灾难，只能保持沉默。
抓捕：秘密警察和盖世太保手持名单
腾讯文化：被抓捕的同性恋者大多是男性，为什么？
格劳：因为男同性恋违背了纳粹眼中“完美男性”即“理想雅利安人”的定义。而相对于女性，男同从身体构造上更具有攻击性，性需求更强，社会危害性也更大。根据生育计划，女同行为和她的生育功能不发生冲突。当时很多医学专家认为，女同性恋行为是因为她们缺少真正的男人。社会学家则认为，两个女人亲吻不会像两个男人亲吻那样造成社会影响。
粉红三角标志及编号(图片来源：德国历史博物馆)
腾讯文化：有无女同性恋的抓捕和迫害记录？
格劳：我的同事、著名史学家克劳迪娅·绍普曼曾经进行过这方面的专项研究。她发现，纳粹政党内部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表明对女同性恋进行过追捕。她也研究过各地集中营的档案资料，发现没有为女同性恋专门设置过部门。但确实有女性因同性恋罪被送进集中营的案例。她们被编入下九流人群(妓女、小偷、吸毒者等皆属此类)或政治犯营区。她们在集中营没有像男同性恋那样被要求佩戴粉色三角标志，而是佩戴黑色三角。
根据绍普曼的研究，目前已知的女同性恋被追捕案例只有5到6起。其中一例是一位女老师被邻居举报与学生有不正常性关系，她被盖世太保逮捕送入集中营，之后的记载不可考。当时的女同性恋们大多选择逃亡，过着与世隔离、抛却家人的生活，以躲避175法规。
(作者注：德国历史博物馆的“同性恋150年”展览中，展示了一名在纳粹统治时期逃亡的女同性恋的资料：犹太人安奈特·艾克，1909年生于柏林，曾任多个女同性恋报纸、杂志的记者。1938年纳粹开始实行对犹太人的集中追捕，安奈特被捕后逃离，并在女友迪特的帮助下逃亡英国。2009年，她在100岁生日时去世。)
腾讯文化：如何抓捕同性恋者？犹太裔和非犹太裔的抓捕是否不同？
格劳：对同性恋者的抓捕大多是根据秘密警察和盖世太保手上的名单，他们对其住所、聚集地和同性恋团体所在地进行围剿。从事性交易的男性会被现场抓捕。大众也会去举报。
没有资料显示对犹太族裔的同性恋有另外的抓捕渠道。
腾讯文化：纳粹高层的同性恋者遭遇如何？
格劳：恩斯特·罗姆曾是希特勒的死忠，1931年被任命为冲锋队领袖。他的性取向在高层内部从来不是秘密。希特勒对此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宽容，多次在公开场合替罗姆解释，并替他保证，喜欢男人在他生命里已经不再重要。
这一行为招致反对党毫不留情的抨击。社民党报纸《慕尼黑邮报》1931年4月发表了《褐色房檐下的火热兄弟情》等社论攻击罗姆。希特勒置若罔闻。
罗姆，1933年(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4年7月，罗姆暴动失败被枪杀，他所在的冲锋队被彻底清洗。由于罗姆的多名追随者都被证实有同性恋倾向，因此希特勒的此次清洗运动以肃清同性恋者为名，重新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民众纷纷认可，认为这是一次对社会风气的重新整顿，证明了希特勒寻求一个干净的社会环境的决心。
从罗姆事件之后，纳粹政府十分重视监管、制裁发生在政府、军队高层的同性恋行为。希姆莱多次指出，此类人员一经发现，加重量刑。纳粹政府还对德国陆海空三军士兵之间的接触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每一个士兵必须拥有相对独立的床位，如果前线不能避免在同一封闭的场所住宿，士兵必须穿着足够的衣物。禁止年老的士兵与年轻的士兵同榻而眠。严厉惩罚士兵共用一个睡袋的行为。
此外，要对士兵进行羞耻心教育，避免其在公开场合裸露身体；睡前禁止开黄色玩笑、传看黄色书籍等一切容易挑起性致的行为。战地医生必须对有同性恋倾向的士兵进行严格的监管隔离。
集中营生活：死亡率高达60%
腾讯文化：同性恋者被捕后的命运如何？
格劳：新175法规规定，同性恋者被捕之后经过法院审判，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将被送入拘留所或监狱，进行思想“净化”和“再教育”，屡教不改者将被直接送往集中营。据统计，从1935年9月至1942年，共有约10万人因“同性恋罪”接受法庭审判，5万人被定罪。其中被送往集中营的人数在1万至1.5万之间。
“净化”过程一般从无吃无喝的12个小时以上罚站开始，然后是长达数小时的辱骂殴打。这一过程在整个服刑期间不停地重复，还辅之以医学手段，例如注射雄性荷尔蒙、用电波对大脑进行刺激等。屡教不改者可以“自由”选择阉割手术。很多同性恋者在被送入集中营的巨大恐惧下，选择阉割以摆脱惩罚。
从1935年至1945年，有多少同性恋者被迫进行阉割，具体数字不可考。1944年，精神学家尼克劳斯在公开的研究报告中记录，他进行的693例阉割手术中，285例是同性恋者。1980年末在汉堡监狱发现的一份文件中，也有120例针对同性恋进行阉割的手术记录。
被阉割并不意味着能马上摆脱嫌疑，他们仍旧会被监视、跟踪、调查，活在盖世太保的阴影之下。
集中营各等级囚犯佩戴标志示意图(图片来源：德国历史博物馆)
腾讯文化：同性恋者从哪一年开始被集中送往集中营？集中营中如何区分同性恋者和其他犯人？如何住宿？
格劳：从1936年开始，有同性恋者陆续被送往集中营。萨克森豪森、达豪、布痕瓦尔德这三个集中营接受的人数较多。
同性恋者最初没有特殊编制，从属“社会底层人群”(Asozial)，佩戴标志“A”。从1938年开始，用粉色的三角标志加以区分。他们住在单独的房间或帐篷里，就像监狱那样。
纳粹的集中营对囚犯进行了十分严格的等级制度管理，刑事罪犯是第一等，随后是政治犯、社会底层人群(妓女、小偷、吸毒者等)、耶和华见证人，最下等的是苏联战俘、犹太人和同性恋。同性恋者在集中营被严格监管，完全和其他犯人隔离，以杜绝“同性恋病”的转播。
腾讯文化：他们在集中营主要从事什么工作？是否受到虐待？
格劳：纳粹研究所的研究认为，艰苦劳动对同性恋者的治疗有显著的疗效。因此他们大多被安排从事十分艰巨、对健康甚至生命有害的工作，例如去生产炸弹内胆的工厂、巨石搬运工地、旧橡胶材料加工工厂。这是这个群体死亡率高达60%的主要原因。他们被禁止从事与他人有身体接触的工作，但可以从事某些技术工种。晚间，他们必须与他人隔离。
关于他们在集中营的地位，我来读一段关于一名曾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匿名同性恋者的采访记录：“我们接到了一个危险的任务——搬运建筑材料。参与这个任务的只有同性恋们和很少数一部分犹太人。几乎每天都没有幸存者归来，我们害怕极了，出发前工人们还要遭受长官的辱骂和毒打……在这个集中营，犹太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被认为是‘人类的污点’。在德国人眼中，这类人根本没有作为人生存的权利，应该被销毁、抹杀。在这些人里面，最肮脏、最下等的是戴着粉色三角的男人们。”
同性恋者在集中营地位极其低下，不但时常被营吏毒打，也经常被其他犯人施虐。很多同性恋者不得不出卖身体，依附他人。
腾讯文化：他们是否被送进过毒气室和焚化炉？
格劳：没有，除非是犹太人同性恋者。但是犹太人同性恋者这部分人群没有资料，完全靠猜测。
腾讯文化：1945年与其他犯人一起被解放时，盟军对他们的态度如何？
格劳：没有什么特别待遇。1944年后战况恶化，集中营管理制度开始变得松散混乱，很多人没再继续佩戴识别身份的三角标志。
集中营同性恋囚犯工作的巨石搬运场(图片来源：德国历史博物馆)
战后：无人拿到过战争赔款
腾讯文化：著名宗教哲学家、历史学家汉斯·约阿希姆在1963年说：“对于同性恋者来说，第三帝国的统治并没有结束。”该如何理解他的这句话？
格劳：战后，1935年版的175法规在联邦德国被沿用。到1969年，联邦德国政府持续审判了5万余名同性恋者，人数几乎和纳粹时期一样多。很多同性恋者根据纳粹时期的审判证据被重新逮捕和量刑。175法规直到1969年才不再对21岁以上成年同性恋者进行法律追究。
民主德国建立初期，是否沿用175法规的问题曾引发大讨论。1949年最高法院决定回归并沿用1935年之前的175法规，但并没有改变同性恋是犯罪行为的态度。民主德国没有公开过具体被审判人数。1968年，新的法典颁布，175法规关于成年人的部分正式从法典中移除。1994年，全部175法规被从法典中移除。
很多同性恋者在纳粹的阴影下生活了34年(1935-1969)，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毕生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甚至对他们的至亲。
腾讯文化：德国社会对二战受迫害同性恋人群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格劳：1960年代初，有部分人开始讨论关于法典的改革问题，曾呼吁全社会关注这部分一直受迫害的弱势群体，去除性惩罚。这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擦边球，毕竟同性恋还属于禁忌话题。
直到1970年代末期，一些德国大城市开始重新出现同性恋组织。1977年，第一份关于二战期间同性恋遭遇的文献出现。而真正对同性恋迫害史的考据式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初。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渐渐意识到，同性恋者也是受害者的一部分。
我对这部分历史的研究也开始于1980年代初。我很幸运地得到了我当时的导师和学院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相关的文献资料在当时还处于禁忌状态，被安放在图书馆机密文件库，必须拿到特殊的许可才能翻阅。
1984年，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第一次见到当年的同性恋幸存者，并在3年后受邀参加了在集中营举行的一个很小型的纪念活动。当时在整个德国，已知的二战同性恋幸存者一共只有19名，和估计的1万名幸存者(包括犹太人同性恋者)总数对比，实在微乎其微。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希望得到在世的幸存者帮助，让当年的历史重见天日，但是响应者甚少。后者还表示，为了能够继续生活，研究必须匿名。在德国这样一个宗教大国，在很多地方，同性恋仍旧是个打不破的禁忌。
胜利女神柱下的同性恋大游行。现在柏林在每年6月都会举行这样的活动
腾讯文化：对同性恋受迫害人群的战争赔偿进行得如何？
格劳：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任何同性恋幸存者拿到过战争赔款。2002年，德国政府才开始承认同性恋者也是二战纳粹政权的牺牲者，但是1945年之后受175法规迫害的那部分同性恋受害者被排除在外。由于缺乏见证人，很多历史问题夹杂不清，而且大部分受迫害者都放弃了此项赔偿，因此直到2012年最后的赔偿方案才通过。
勇于站出来诉说历史的，一共有19名幸存者。2011年，他们中的最后一位离世。再没有人能代表这部分人向政府讨回公道，赔偿诉讼被无限期搁置。
编辑：李笑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