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镜子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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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克尔送给习近平的1735年德国绘制的中国地图

　　镜子作为一项发明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破除了空间不可压缩的特性，把远方事物置于眼前。而在有关镜子的一系列隐喻中，地图是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事物。

　　从西方制图的伊始，他们就很难忍受地图上的空白。而中国这个朦胧的庞然大物，一直以来就是拢在他们世界上空一朵难测的云霭。在很长时间内，他们迫切地收集着有关中国的各种消息，并在口口相传的传言、猜测、虚构和想象中去描摹它。就像海妖的歌声将人引向未知之地，在西方的耳朵里，中国这片大地上的歌声一度最为迷人，因为它兼具黄金与文明，既显得异域风情，又不无教益。

　　由此，西方制图也如同一面镜子，它不仅反映中国，还在动态中对它进行保存、记载和篡改，其间伴随着各种荒诞和偏差。回过头来看，这完全不是一面干净、明亮的镜子，它通常是扭曲的、变形的，时而过大，时而又过小，还充斥着裂痕、污点与尘埃。但毕竟这朵云霭，确曾因着西方这股新兴的、陌生的力量的搅动，而一度电闪雷鸣，经历照耀与阵痛，重新回顾这些成像，或许也是一次摆正。

　　T-O世界地图，西班牙，7世纪，寓意上帝创造的世界完美对称。藏于大英博物馆。

　　 神学框架下的地图狂想曲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伊利亚特》通常被视作真实的历史，而《奥德赛》则是对当时已知世界的真实地理描述，有不少地理学者还试图在这个漫长而疲惫的返乡旅程中去考证那些路线地点的真实方位，并据此勾勒当时的世界轮廓。这种真实与想象的混淆、共享，几乎弥漫在所有文明的早期，直到中世纪但丁写《神曲》时，天堂和地狱仍被看作是地球上某处实实在在的地理方位。

　　显然，是观念而非现实经验，更深地影响甚至主导了早期西方的地理制图。尽管从人的感官经验出发，人们更易于接受地球是平的(恰如中国的例子)，但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制图师们就开始把地球画成圆形，因为他们预设了世界是对称的，而圆形无疑是最完美的对称，听起来颇有错打错着的奇巧。而到了中世纪，观念对制图的影响有增无减。在现存的中世纪地图中，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都不是对地理空间的现实描述，而是充当神学观念的图形表达，地图上因此充斥着大量的基督教符号：大地被视为耶稣的身体，他的头和四肢从地图边缘伸展出来；伊甸园像记录的那样被安置在东方；诺亚方舟、通天塔等《圣经》中的事物也各占方位。在当时，制图师要么同时是神学家，要么服务于神学家，地图最重要的是体现教育意义，而非科学价值。

　　当时的解经学在未知土地上大量安插传说和《圣经》中的事物给绘图师们制造了很多困难。比如，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天堂被描述成世界上最大河流的发源地。而这个比喻在当时被看成是世界地理的客观真理，绘图师们不得不据此把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聚在一处，画在荒谬的地图位置上。而由于图勒岛(Thule)被认为是居住区的终极避难地，这座原本靠近南极的岛屿不仅被标在挪威西北边任何可能的经度和纬度上，时而还被放置在印度的南边乃至中国的东边。似乎只要能支持神学家的推断，地图上地点的方位、大小和距离都可以随意变化，类似显而易见的错误直到17世纪仍非常常见。

　　在中世纪的神学框架下，亚洲既是梦想之地(东方的伊甸园)，又是恐惧的源头(世界末日将在东方降临)，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就经常把蒙古的入侵视作世界末日的军队。又因为对亚洲欠缺日常认知，这片未知的大陆还成了西方早期世界地图中离奇画面最多的安置地。“鞑靼皇帝大汗的居住地”的标记在地图上被画得四处皆是，与之相邻的，还有大量怪兽般的生物：脸长在胸膛上的无头怪，以及守卫着宝藏的巨足兽、独眼巨人和狗头人等等。

　　在对中国的类似描述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世界其实分享了很多事物和信息，但大部分都是由不断篡改的谣传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构成。因为深陷于错误的知识和混乱的命名系统，他们甚至没法分辨他们谈论的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事实上，中国在西方的被发现和谈论中一直存在两套系统，一种是被视为南部海路的终点，另一种是作为横穿亚洲的陆上通道的终点。

　　在海路系统中，马来人用以称呼秦王朝的“Chin”颇为常见。印度称中国为“摩诃震旦(Mahachina)”，略称支那(China)，也与秦有关。之后China传给希腊人和罗马人时，中间经过了阿拉伯语的转译，因为阿拉伯语中没有ch音，所以印度和马来人的china转为Sin、Thin，还演变出Sinae和Thinae。

　　在陆路系统中，最初被用来指称中国的词汇是“赛里斯(Seriece)”，大意是指丝蚕及其产品。后随着中国向西输出大量沉香木、丁香和檀香等商品，中国一度又被称为“秦尼扎(Tzinista)”，意为丁香。在7世纪时，“桃花石(Taugas)”也被西亚各国和阿拉伯、波斯作家用来泛指中国，但至今意义晦涩不明。不过，随着辽-蒙元时代出现，中国越来越多地被欧洲所了解，契丹(Cathay)被越来越多地用来指称中国。

　　海路的中国(China)和陆路的契丹(Cathay)直到17世纪才被西方的旅行家们证实是同一个国家，China一词才成为指称中国的最后定型，耗时之长令人惊讶。当然，一定程度上这也跟中国自身的变动有关。在朝代更迭中，中国就像一块不稳定的磁石，随着磁力的强弱变化，边界呈现出一种模糊的游移形态，让西方人难以捉摸，而其观念下的放肆虚构也使得中国长时间被笼罩在神秘的迷雾中。

　　马可·波罗

　　网上盛传的马可·波罗旅行路线图

　　 席卷西方的“中国风”

　　欧洲制图师们的地理认知从地中海海岸越向外扩展，就变得越微弱，越模糊不清，但与之相反的是，在越远的地方，他们被激起的兴趣与想象却越浓烈，越狂热。

　　到18世纪，欧洲文化对中国的迷恋达致了一个高峰，他们对任何来自中国的事物和文化表现出大惊小怪的赞叹，亭子、宝塔，以及园林园艺等在欧洲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追捧，灯笼、瓷器、屏风、小珍玩等物件也都被看成美丽而高贵的象征。他们还模仿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出了强调华美装饰的洛可可风格，当时，无论是凡尔赛宫严谨的几何图案设计，还是位于格林尼治的海军医院，均大量运用了中国建筑中的直角及直线。

　　受英国影响，美国在18世纪也兴起了一股中国风潮。1875年，第一艘运载着红茶、绿茶、瓷器、丝绸、肉桂、漆器等中国货物的“中国皇后”号帆船抵达纽约，引起了美国上流社会的轰动，有些人为了购买这些昂贵的中国商品，甚至不惜当掉戒指和餐具。就连当时的总统华盛顿，也闻讯购买了三百多件瓷器和精美的象牙扇，其中一只茶壶至今仍保存在美国国家博物馆内。

　　随着与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多，18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积累了一套驳杂的中国知识。在当时英国人戈德史密斯写作的一系列“中国书信”中，他讲述了中国人李安济在英国参加一次贵族晚宴的故事。在宴会上，那个可怜的中国人惊诧地发现，这些英国贵族们按照他们对中国的已有认知，居然试图教导他作为中国人应该怎样穿着、怎样就坐，甚至严苛到应该吃哪些东西。荒诞之余，也可见“中国”在欧洲的受关注程度是何其之深。

　　中国风(Chinoiserie)能够在18世纪的欧洲大陆掀起如此大的狂潮，马可•波罗无疑是最初的风眼。作为中世纪的旅行家之王，马可•波罗俨然已成了外国人在中国旅行的象征。这完全仰赖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传播，他笔下这个“银子做城墙，金子做城垛”的中国形象不仅让西方人，也让中国人自己神往不已。自中世纪以来，这本游记仅已发现的手稿就多达80余种，它们全都是原始手稿的抄本、抄本修改后的抄本、浓缩本、扩写本，译本以及译本的转译本等，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获得了自己生命力的中国资料库，因掺杂了越来越多的想象、虚构、传闻和神秘之后，其迭代也变得越来越丰满，到1559年的拉姆齐奥印本中，不少内容描述的已经是明代而非元朝。

　　与此同时，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质疑也一直不绝于耳，因为在其游记中确实存在着很多令人费解之处。其中，有两点质疑似乎值得引起大家注意。

　　其一，马可•波罗自称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在元朝当了十七年官，地位显赫，且曾代表元朝出使缅甸、爪哇等地，但翻遍整个蒙元时期的官方史料和地方志，都找不到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记录。这在史传系统极其完备的中国几乎是不可能产生的遗漏，比如在马可•波罗自称当过3年地方官的扬州，我们在《扬州图经》之类的史料著作中，可以找到令人惊讶、极其丰富的非汉人出入记录，其中甚至涵盖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人，却独独没有马可•波罗。又比如，他声称是因为自己和父亲、叔叔为元军造炮才攻下了襄阳，可按史料记载，襄阳攻陷的那年，马可•波罗其实还在前往中国的途中。

　　其二，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17年，一点汉语都不会虽勉强也可接受，但其游记中关于中国地名的发音一律采用波斯语发音，却着实令人费解，因为有的发音差异之大几乎很难对得上号。尤为奇怪的是，他本人也不会说波斯语。正因如此，19世纪初，德国学者海尔曼就认为马可•波罗不可能到过中国，其游记中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商人们口中听来的，所以才使用了波斯语音记名。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任何试图严格追溯马可•波罗旅程的旅行者，只要他足够坦诚，最后总是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旅行家诺维奇承认在波斯附近开始无从着手；马嘎尔尼勋爵的使团在长城附近迷失了方向；克拉伦斯•达林普尔•布鲁斯则在波斯湾深深陷入了困惑。

　　几番正反方争辩下来，马可•波罗的中国行似乎成了既不可证实，又不可证伪的吊诡存在。但可见的事实是，围绕着一个人的传说，和他的真实经历是同等重要的，有时甚至更为重要。同样，在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阅读中，偏见比真实更顽固，想象也常常比观察更流行，也恰恰是那些刺激人兴趣和幻想的部分更受欢迎，也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后来接连到达中国的传教士们不得不反复认识到这一点，绘制了《中国新地图集》的传教士卫匡国就曾指出，马可波罗是欧洲制图倒退和错误的主要根源之一，他导致很多人“直到我们的时代还在犯错误”。可历史的进程回头看就像是一个始终令人困惑的“测不准定理”，尽管我们还一直试图在其中捞取一些可供辨识的经验规律，但最后总会变得疑虑重重。

　　中国绘制的天下图

　　鸦片战争

　　 殖民版图上的“停滞帝国”

　　从1521年麦哲伦被菲律宾土著杀死，到1779年库克船长被夏威夷人杀死，在这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航海家的探险主要用于订正世界上陆地和海洋的轮廓。相比明朝郑和的大西洋之行，他们的不同在于开创了一个未来航行的可持续的路线图和贸易体系。正因如此，西方航海探险积累起来的地理学知识并没有长期停留在单纯的好奇心上，而是很快就引起了扩张和殖民的进程。

　　17~18世纪的西方来华者，一度试图介入和改变中国，最明显的就是传教士，其中汤若望、利玛窦和南怀仁等人开始在中国充当洋顾问，他们或在朝廷当官，或在中国定居，学习中国的语言和学问，努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并带来了天文历法、钟表、地图测绘等先进的科学知识。但两相对比之下，欧洲产业革命带来的日益强大的机器、武器和工具，让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在那个时代得到了越来越显明的证实。

　　与此同时，褪去神秘面纱之后，中国更多地被视作一个停滞的帝国，裸露着日益腐朽的文明。欧洲也因此逐渐摒弃了单纯从文化以及异域风情观看中国的视角，开始从经济和商业的角度来考量，中国被作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的潜在市场，甚至还降格为一个潜在的殖民征服目标。此时，他们关于中国地图的绘制，也开始从长城、运河、建筑等景观地理开始转向资源、交通方面。

　　进入19世纪以后，力量对比全面失衡，中国正式成为列强的利益博弈之地。俄、英、法、德、日、美等国家形形色色的旅行者、探险家、商队、科考队、盗墓者和情报间谍们开始相继进入中国，而且多半带有强烈的目的，尤其在博物收集、科考探险和资源发现等方面成就突出。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规模大，甚至还深入到了新疆、西藏等边缘地区。这片在20世纪被视为世界版图上最后的空白空间，在列强之间引起了持久的争夺战，其中尤以俄、英两国用力最深，英国坐拥印度、阿富汗殖民地，俄国则占领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地区，都迫不及待想要在中亚扩张。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俄国近乎地毯似的搜索，基本摸清了涵盖满、蒙、疆的内亚大陆全部的矿藏资源。

　　正因如此，那时候西方对中国的地图测绘远比中国自己要清晰细致得多。虽然早期中国的地图制作水平一度处于世界先进，裴秀使用的“计里画方”就颇为独特。但在很长时间内，中国地图通常被看作是更广泛的文化和智力事业的一部分，有被当做美术作品的倾向。中国地图常常没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点，时常根据意义，对不同部分使用不同的比例尺。而且，海洋通常被视作一种威胁，它的波浪被画得很狂野，在郑和之后国门更是日益紧闭。换言之，中国基本上缺席了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世界地图重构浪潮，甚至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是如此。

　　然而，在20世纪，地图就是政治本身，也是权力本身。美国地缘政治分析师卡普兰认为，地图的制作运用它的语言使阶级和权力的差异在地图上被设计和被合法化，其规则是越有权势的，在地图上就越显著，反过来这些地方也会因地图权力的增加而如虎添翼。地图这种东西，表面看来如此客观，实际上却极具政治宣传。这一点在冷战时期尤为明显，苏联绘制的世界地图和美国绘制的世界地图都试图把自己放在地图的正中央，然后把对方分散在地图边缘。

　　而在非洲，拉丁美洲这些被过分殖民的大陆上，民族-国家并不是地理和民族特性上自然的发展物，而更像是当初殖民主义者的一份分类账册，是没有传统的临时拼凑物。诗人帕斯就曾疑惑为什么在拉美大地上会有这么多国家划分，且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差异又很难辨识，而历史学家达维森更是将殖民遗留下来的非洲政治地图看作一个痛苦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