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培武：我为什么不再拍摄广州
[ 摘要 ]之前有人问我，如果再给我这样一段时间，我是否还会选择关注广州，我想这已经很难说了，一个人一段时间就做一件事，做到差不多就可以是结束了。老迷恋在同一个地方，那摄影里程是走不远的。
朝发白帝城，2012年2月。
在开始做摄影记者之前，许培武曾是一个画家，这样的身份，奠定了他日后的基调。
在看许培武拍摄的珠江新城和南沙系列时，你感受不到太多撕扯的声音，它就像是一部无声的默片，纪录下来，然后安静地离开。这种安静，或许给不了其他纪录转折期时人的表情的那种冲击感，但却让人感受到另外一种力量———时间。
一座原本挤满各种人的城中村，一夕之间被拆毁殆尽，然后挤入各种各样的建筑工人，外形奇特的建筑拔地而起，光鲜亮丽。
在1990年代后期，在广州，由于出现了一批像《新周刊》、《城市画报》这样注重图片视觉的杂志，相应地也出现了一个以这些杂志为基地的年轻摄影师群体，其中包括许培武、颜长江、王景春、曾忆城等人，被称为“广东新生代”。
在评论家顾铮看来，这批年轻的摄影师，从一开始就进入到了他们自己的摄影模式，没有被诸如沙龙摄影这样的摄影风格所吸引，这些摄影师将自己的摄影直接交付给传播媒介，让市场来直接审判。正是因为这个背景，让他们不再拘泥于过往，敢于大胆创新，最终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
“他们的照片从各个侧面呈现了都市的谜一般的丰富。可以这么说，是都市生活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些年轻摄影家的摄影表现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顾铮说。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结束珠江新城系列之后，许培武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到大自然。相比前辈摄影师更多新闻的背景，他们这代摄影师，不同了。
1997年，开发前的珠江新城。
口述
拍广州
我接触摄影，最初是祖父从国外带回一台相机。1984、1985年，我两度从广东乘专列赴新疆库尔勒，沿途用这台相机拍摄渭河烟雨，大漠落日，天山雪峰。这可以说是我日后摄影之路的自我启蒙。有些照片保存至今。
真正像那么回事的拍照是1993年到云南。从昆明到了大理、丽江、中甸。20个胶卷全部都拍完。这些风景、风情照片，现在看很有意思的。我将在明年或迟些时间，把当年在丽江古城拍的照片带到原地，做一个时光相距20年的对照拍摄。
从云南回来后，拿了这批照片到一家报社自荐，就这样进入摄影记者行列。刚当记者，除完成报社拍摄工作，我把城市摄影作为一个选题展开，从西关开始。西关是一个广州的老城区，最初的拍摄方法简单明了，把骑楼、老宅、石板路的原貌拍下来，无法把老城区繁复的场景提炼出简洁画面。那时我特别佩服上海的陆元敏，他拍摄的上海人、苏州河等大量照片，真的是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最有味道的东西表现出来啦。
现在人们对我拍摄的广州城市照片，印象都落在珠江新城和南沙两个系列。实际上，2000年我用彩色胶卷拍摄了一年的夜广州，珠江新城夜晚的空荡，恒福路夜猫酒吧的躁动，西湖路灯光夜市的消失等等都一一记录，这批照片2004年在武夷山国际摄影周做了展览。拍摄广州城市系列影像的照片，是一个漫长的积累同时也是摄影语言训练，逐渐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2002年，我再到西关等老城区拍消失的广州景物时，很明显能看出这一批作品的摄影语言要比之前好了。也正因为此，这批作品参加广东美术馆的首届摄影双年展并被全部收藏。
摄影其实是个非常严谨的过程。随着相机的普及，现在的大城市居民几乎人手一台，每天都有无数人在拍摄这座城市。但这些拍摄很多都不是很严谨的作品，只能说是“记录”。你只有把相机的记录功能和个人的功能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风格和语言。个别天才一出手就可以形成个人的风格，但更多的人是走了很多弯路后才能训练出自己的风格。
我在拍珠江新城时，很喜欢约瑟夫·寇德卡的照片，但我怎么拍都拍不出他的那种品格，反而有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的感觉。比如拍一个废墟，我非得等到那个人过来跨出一步；或者我拍一个老人家从楼梯走下去，我就想到布列松一张照片中一个人在楼梯转过来的那一瞬间。一个人的拍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如果悟性够好，他能学到别人成功的东西。就像画山水画，你首先得通过临摹入门，然后再选择去学习具体哪个派别，这样你的作品中自然会有这个派别的痕迹。但到最后，说到底，这些痕迹最后还是得延伸出来，形成你自己的风格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1998年，珠江新城中央两位雨中过客。
城变
珠江新城以巨额资本、历时二十年的打造，成了广州城市的新名片，我的照片记载这片土地从原始面貌向城市中心转换的全过程，因此也成了城市照片里的代表作。而拍摄的缘由可以追溯1997年的秋天，我在报纸看到一条消息：“广州未来城市中心———珠江新城准备启动”。当年冬天，我走到这片当时广州最大的城乡结合部，被这里的原始、凌乱、荒诞所吸引，决定拍摄这片“神奇”的土地的今生来世，也预计到这将是漫长过程。
1998到1999年，我每周必须到此一行，如同上班，拍摄主体是人物，通过不同人物身份了解背后故事。最早拍的是来自江西抚州的菜农，他们住在珠江新城的西北侧，租当地村民的菜地种菜，然后供应给附近的市场。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没有电，也缺水。随着新城即将改造，我给他们拍照时，他们只能种几个月了，所以我选择了给他们照了一组照片，最后拍了一张合影，给他们留作纪念。
我拍完菜农这个群体后，我继续在珠江新城的城中村拍照。为了把人群身份拍得多元化，我还拍了许多不同岗位的外来工。我拍的从四川巴东来的工人，他们是在完成广东台山的一个工程后来到珠江新城的。照片中的地方便是如今的华夏路，这原本是一个菜地，可是拆迁的速度之快，不一会儿它就变成废墟了。另一张照片的主人公是也是四川人，姓李，他来到珠江边捕捞红虫，可以看到他身后的房子已经开始拆了，这便是如今的海心沙。
我拍摄的人物后面都会有一些建筑，特别是现在看到的黄埔大道双子塔(顶上有人民日报的标志)，很多时候成为我照片里的标志建筑物。因为一个特定场景要有参照物，否则就很难说这个场景是在珠江新城的，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都是尽量把城市中的标志性东西留在照片里。
珠江新城南端渔民新村的土著民是我集中拍摄的第二个群体。我当时的想法是跟踪拍摄，持续记录他们上岸前后的生活。渔村里，一位独居的许姨让我印象深刻，对于即将的搬迁，她没有说半句“我们这个地方破破烂烂”之类抱怨的话，也没有为将来的生活而忧虑，我尊重这种生活态度。一张我迄今不会忘怀的照片也是1999年3月在这里拍的。照片上那条从渔村碾过的土路是现在的临江大道。照片中女子的右侧是花城广场中轴线，左侧是标志建筑“广州塔”。当时，一黑衣女子迎面走来，不一会消失在土路末端。照片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味道———为什么这么早会有一个人从雾里面走过来，这个城市未来又将如何？还有一张日后成为广东美术馆“中国人本”的展览海报照片，也是这里拍的———1999年5月的一个周末，沙丘上的夕阳女孩。作为人物拍摄告别之作，且场面最壮观照片是1999年11月，海风路刮彩票中汽车，吸引了十万民众聚集。
仅仅两年，整个珠江新城从人口密集的聚居地成了一片废墟。我于是把原来的黑白照片带到原地，放在画架上，跟后面的有标志性建筑的场景做对比，采用了自然光、汽车灯光、闪光灯拍摄。我把这个影像实验命题“双重影像”。
以上是我拍珠江新城系列的第一个阶段。总体来说，就是以早期的拆迁场景、人群生存状态为主体。珠江新城的开发在2000年开始就停滞，2003年对城市规划做重新的调整，我也随规划变化逐渐从拍人过渡到新中轴线、歌剧院、博物馆、广州塔等标志性建筑的拍摄。
1999年11月，民众在海风路刮彩票。
消逝
新中轴线的拍摄，开始是无意识的。1999年秋天，我在黄埔大道正对中轴线的一栋大厦19楼窗口拍下中轴线最初场景，两年后，我进驻这里，可以长期注视“后窗风景”变化。2003年夏天，一场台风来临前，拍了这个场景的第二幅照片，照片看到，四年里这里只新盖了一栋楼。2005年，新城将从一座荒城重新破荒而出，广州塔、西塔(国际金融中心)、歌剧院、博物馆横空出世，从那时起，我基本是每隔一个月就在窗口按下快门。时至今日，就有了中轴线从一片荒草地到花城广场高楼林立的全记录。
珠江新城在2000年到2005年基本成了一座“幻城”，这个空隙，我把拍摄重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跟珠江新城并列的一个题材———“南沙”。
2002年的冬天，我开始用宽幅相机拍南沙。南沙原来是广州番禺区下属一个镇，地处珠江出海口，珠江三角洲的圆心，方圆500平方公里。自2001年成了南沙开发区，政府要把这片山海水田打造成一个集港口、码头、住宅为一体的海滨城市。
从2002年到2006年，这期间拍摄的基本是工业时代前的南沙。之后，我结束了南沙的拍摄又回到了珠江新城拍摄。可是，这不代表南沙的拍摄就圆满结束了，未来我将以前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持续完成《南沙》三部曲。
2007年巴黎首届国际摄影双年展，风中摇曳荒凉地，高山平湖采石场，海樵问路珠江口被制作成巨幅照片，摆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下。出了影集《南沙———最后一只蜥蜴》，为什么叫最后一只蜥蜴？蜥蜴是依赖植被茂密的自然环境生存的，一旦这些地方被工业化，蜥蜴也将从这个地方消失。
到2010年，亚运会结束以后，我对珠江新城的拍摄基本上也就告一段落了。现在的珠江新城，跟别的城市其实并没有太大区别，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花城广场，现在成了市民休闲游览的好地方。过去的珠江新城水道纵横，现在的珠江新城，就剩下一条猎德涌，它的韵味和灵气已经差不多消失殆尽了，也没有什么好拍的了。
我还在继续拍摄南沙，我并没有设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段，只要想去就会去。而且南沙的海鲜很好吃，拍完照片，走到一条渔船里面，现点海鲜让他们加工，那种感觉实在好。
之前有人问我，如果再给我这样一段时间，我是否还会选择关注广州，我想这已经很难说了，一个人一段时间就做一件事，做到差不多就可以是结束了。老迷恋在同一个地方，那摄影里程是走不远的。
1998-1999年，我在拍珠江新城拆迁时，每天都去，就像上班一样。当时我拍得最多的就是珠江新城里的人，拍完那一段以后我就决定不拍人了。
为什么？因为没有那种情怀了。现在的人都高大上，你很难和他们沟通。而且我也不乐意拿着相机对着人，相机本身对陌生人就有侵略感。其实我后来又有好多朋友进到珠江新城，如果把他们拍下来，再把自己之前拍的那些过客摆在一起对比，应该会很有意思。但这已经不是我想做的题材，我想做的是呈现在某个时间段内某些人的存在状态，拍完就消失。
至于我对珠江新城的看法，无所谓喜，无所谓忧。作为一个摄影师，我并不想对这个城市持一种批判态度。我的照片不是批判，我也不觉得摄影有改变社会的力量。让别人看到就行了，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秉承的这么一种态度。
现在这些照片都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老照片了。但1997年到现在，不过20年前，时间并不长远，重要的是它在某个时间段记录了一座城市的过渡时期，记录了它的改变，记录了它从最原始的城市村、渔村、果园，还有太多太多其他东西，在两年之内“哗”地一声全部消失了。到了亚运会之前，高楼大厦又再次疯狂地林立起来。照片的价值就在这里，它是记录变化的文献，为这座城市的这个地方留下了这样一段回忆。
山水
2010年秋天，我启程游历河山，从广州出发，达云南丙中洛穿过怒江大峡谷入藏进川，沿途的冰川、峡谷、瀑布、江河引发我拟做一个“水”的系列。从冰川开始，峡谷、瀑布、江河一路到大海，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长江、黄河因此纳入我日后的漫游之旅。
2011年春节，几位住在西陵峡口的朋友邀请我一起去拍三峡。三峡大坝修建之前，三峡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摄影题材，但因为我一直守在珠江新城，因故一直都没前行。我们第一站直达长江第一古镇李庄，沿重庆涪陵、万州、丰都、奉节顺江而下到达宜昌，走完整个三峡。2002年春节，再次游长江，从宜昌出发，沿长江下行达南京。这两趟旅行，游览了长江两岸的夔门、石宝寨、巫山、巴东、屈原祠、观音阁、石钟山、天门山等长江地标节点。摄影有时就是这样，很多东西拍摄后再慢慢梳理，可能会迸发出另一个灵光。2013年，我着手筹备来年《中国风景》第三回摄影群展，我要展哪些作品？长江风景当然是首选题材，又如何以一个脉络把这些风景统一起来？
我相信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从三峡回来后，我开始拍“李白诗意”这个题材，沿着李白走过的地方，去拍他的诗意。李白一辈子去过很多地方，长江、黄河、渝州、金陵、长安、当涂、庐山、华山等等，他全都去过。
于是第二年，我们从宜昌出发，开到南京，从南京再开到马鞍山当涂，李白当年在那里写了很多诗，他的最后一首诗《临路歌》就是在那里写的。接着我们又去了江西九江，那里有浔阳江，那里也有李白的诗篇。然后我们去到了庐山，看到了庐山瀑布，接着去了湖南的洞庭湖，再回到湖北的赤壁，整个脉络都是贯通的。
李白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天门中断楚江开”，我们想象天门山有多么高大雄伟，但事实上整座山高还不足100米，但李白的诗总是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我去感受他的诗句，他很多东西给人留下的就是一种想象的记忆，如果不是他那首诗，我就不会到那个地方去了。
四川江油是李白出生的地方，他当年在江油大匡山里练剑修道，又在那里隐居。大匡山后有戴天山，非常难去，李白有记载的第一首诗《访戴天山居士不遇》就提到了这个地方。后来他说的“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其实就是从大匡山出来。当我去到大匡山，那个地方已经很破败，道观里几个道姑给我们讲故事，讲李白当年在这里的情况。不管是与不是，道姑也不一定能了解，但我觉得亲切。
李白是个非常矛盾的人，一会“直挂云帆济沧海”，一会又“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这次到剑门关尤其感受到李白诗篇的魅力，一首就是《将进酒》，一首是《蜀道难》，一首是《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次去剑门关就是为了这首《蜀道难》去的。为了《蜀道难》里面“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我们到了剑阁以后去了翠云廊，翠云廊里面有我从未见过的密集又高大的柏树，我不是拍它多么好看优雅的一面，而是拍它的枝条在空中弯曲，拍出那种“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的意境。
我拍照就是这样。一般人看到瀑布，总会觉得瀑布要大才有气势，我不这样想，无论是壮观还是优雅，其实都非常好，任何东西都没有绝对，只有这样拍才是好的。我拍夔门的照片，用了很长的曝光时间，风在吹树在摇，水通过长时间的曝光以后变成了凝聚的状态，变成一种动静结合的状态。这里面实际有一种山水的意境在，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希望能寻找到一种绘画意境来表达李白的诗意。
以前我拍珠江新城、南沙时是不用脚架的，但现在我到哪个地方都背个脚架。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两种拍摄方式没有优劣，只是因为我觉得该静下来慢慢拍了，所以我就慢慢地拍。
现在很多人对风光片有很深的偏见，认为那是没技术的表现。在我看来，所有的摄影形式都没有彼此之分，任何东西只要做到极致就行了。你拍一样东西，完成对景物的复制，还会拍出内心里你想要的东西，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摄影是一个快乐的、愉悦的过程。我在华山时，住在西峰，第二天起来看到很多人拿着手机在拍日出，我觉得这多好啊，很有情怀。从夜晚就开始从山下往山上走，就为了能看到日出这个瞬间，我觉得很好，快乐就行，摄影也是快乐就行。至于说摄影技术的分野、高与低，这些我都觉得不重要。
不要给照片贴标签，贴标签有时是展览的需要，有时是起标题的需要，有时是系列的需要。到现在你说我拍李白诗意的山水意境，那它是属于纪实还是文献呢？其实都不是，它就是愉悦的东西，随着把走过的路做一遍梳理，这是以前没人做过的。
国家地理摄影师拍的风景片是一种风格，玛格南摄影师又是一种风格。玛格南摄影师里，我特别喜欢比肖夫，他在1954年拍完秘鲁马丘比丘后死于当地山谷的交通事故，为摄影付出了生命。比肖夫拍日本池塘的残荷是我拍南沙的冬日残荷之灵感来源，他不是玛格南里面那类拍战争、新闻之类，很有力量的摄影师，但却是我很喜欢的一类。在《国家地理》里，有一位叫J·斯坦菲的资深摄影师，为了拍长城，他爬到了司马台去拍。那里地势非常险，但他仍不顾劝阻执意要上，最后也确实拍出了很棒的照片。为了致敬J·斯坦菲，十年前我去长城，当时带了几罐啤酒，从山脚一路走到十二烽火台，为的就是感受那个地方，感受J·斯坦菲的精神、力量，还有情怀。
编辑：李笑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