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肖复兴谈剧版《红高粱》：描述历史力不从心

　　电视剧版《红高粱》基本上回避了抗日历史尤其是民间抗战史的深入，或显现对于那一段历史描述与再现的力不从心，便退到轻车熟路的现代剧和宫廷剧的创作旧路上，小说中那一段历史的悲壮色彩也被多少消解。这恐怕是此剧最大的遗憾。

　　 新增人物非小说本来精神

　　小说《红高粱》的气度、品质和叙事风格，更适合改编电影。改编成通俗化的电视连续剧，且是长达60集的电视剧，自然要改变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乃至在一个抗日框架下，弥漫文字之中对于死亡、性和抗争的那种浪漫色彩与张扬的血性，都会有所流失和变异。因此，加入一些新的人物，丰富前戏与后戏以及旁枝横弋的情节，增添九儿和余占鳌生存的背景高密乡间的烟火气，由此烘云托月更好塑造九儿和余占鳌，将一部写意的小说变为一部写实的电视剧，都是非常必要的，无可厚非。否则，无以支撑起60集电视剧的长度。硬拿电视剧和电影或小说相比，确实是不科学的，导演说得对。

　　那么问题来了，所有这些增添的人物与内容，是否合适？既能够吻合那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同时又能吻合电视剧创作的艺术特点？

　　电视剧新增添的三位重要人物：九儿的初恋情人书生张俊杰、为和九儿做性格对比的传统旧式女人的单家大嫂、亦庄亦谐的县长朱豪三，无疑都有助于电视剧改编，丰富并推动了电视剧情节的发展。增添这些人物，尽管观众意见不一，见仁见智，都是可以理解的，不增添这些人物，肯定也会增添别的人物，戏剧本身就是人物关系，没有这些增添的人物，便无法构成戏剧情节的展开。

　　只是，由这些人物所展开的情节，基本是朝着这样四个方向编织：即抗日、剿匪、内斗和三角恋。在这里，除了抗日的基本框架未变，九儿和单家大嫂在单家的内斗，九儿和张俊杰、余占鳌的三角恋，以及朱豪三的剿匪在前三者之间的搅和。很显然，内斗与三角恋，并非抗日的必须，也非小说本来的精神，只不过是现代流行电视剧的基本模式的翻版，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甄嬛传》、现代家庭婚恋剧，甚至是年代剧里，看到屡见不鲜也屡试不爽的前车后辙的影子。朱豪三的形象，则可以从电影《让子弹飞》中找到模板，其先要剿匪否则易被日本鬼子利用的逻辑，经不住推敲，即便和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近似，却和小说出现的冷支队长与土匪余占鳌的内容相悖。

　　 抗日民国剧历史想象贫乏

　　由此，可以看出，电视剧创作的支点和逻辑，基本上是回避了抗日历史尤其是民间抗战史的深入，或显现对于那一段历史描述与再现的力不从心，便退到轻车熟路的现代剧和宫廷剧的创作旧路上，便能够长袖善舞，尽可能发挥已经成功的电视剧的创作优势。这是一种知难而退的叙事策略，也是一种聪明的创作路数，或者说是一种惯性的思维定势。在这里，便很难看到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和深入，小说中那一段历史的悲壮色彩也被多少消解。这恐怕是这部电视剧最大的遗憾。

　　问题的出现，在于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想象力的贫乏，便只好移花接木用现代的既成的经验与想象去填充。如今的影视作品，对于抗日和民国历史的想象最为缺乏，对于后者，不少是出于美化；对于前者，大多成为了闹剧。

　　其原因，便是戴锦华教授最近所尖锐指出的，即如今的“历史坍塌”，将立体多维的历史与价值建构，坍塌为二维扁平的文化图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电视剧《红高粱》，不是第一部，也不会是最后一部，自我淡化历史深度的影视作品。

　　只不过，在《红高粱》上演之前，刚播完《北平无战事》，尽管《北平无战事》也不尽善尽美，但对于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怀有敬畏之心，以其想象去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和历史中的国共人物，看后令人耳目一新，而和历史接近。两相对比，对于历史的想象，《红高粱》显然相形见绌，因此更为诟病。

　　同时，也可以看出，由于《红高粱》由历史退至现代流行剧的窠臼，轻车熟路倒是轻车熟路了，长袖善舞倒是长袖善舞了，拍得也很精心和精致，但是，基本上还是走在老路上，未能尽如人意地将一部经典小说翻拍成一部经典电视剧。这不是对它的吹毛求疵，而是对一切这样的历史剧想象力更高的要求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