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八十年代的文化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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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下午，作为2015上海书展的一部分，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在东方”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刘庆邦、李娟、金宇澄、李洱、陈丹青、任璧莲等20余位嘉宾发表演讲。作家路内发表了名为《我在写作中意识到东方的存在》的演讲，腾讯文化经授权编发如下。

　　作家路内

　　作为作家总是在写作中发现问题的难点。我意识到东方的存在，是在我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中。那个小说用一种调笑的、不正经的口吻写到一个中国的孤儿，被三个无业青年认养，等于说是一种资助孤儿生活的方式，但孤儿仍是国家的，因为这三个人没有结婚，没有不孕证明，他们从法律上不能领养孤儿。在故事的最后，这个孤儿被一对美国的夫妇领养，从法律和事实上，孩子变成了美国人。这个小说因为它那种很荒诞的叙事方式，脱离了政治去窥探东方和西方，东方的伤痛形象，带有真诚和庸俗的双重性格。东方是一个概念庞大的孤儿。

　　在我看来，中国这个东方的符号核心，它的东方意义几乎没有独立存在过，因为伴随着西方出现的西方文化，带来的并非东方文化的镜像，而是民族国家。我们是穿着民族国家这件脏衣服，露出了自己东方的性感身体，这件衣服我们不敢脱下，但是穿着又实在太难受。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如果真打算碰一碰这个题材就会发现，穿着脏衣服是无知，脱下脏衣服是无耻。这个问题撕裂了东方的存在，但也许，东方，本来就是撕裂的。

　　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文化救亡运动，它不是拯救民族国家，而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把中国这个东方，在文化的意义上，从一个崩溃的现场拯救出来。我个人觉得，在那场拯救运动中，中国和西方拥有了比较一致的观念，也正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东西方之间，有过最具价值的谈话。

　　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似乎超出我们的想象。今天的东西方之间，彼此的轮廓都显得模糊。在东方这个复杂的、裂变的身体里，本身就有着东方和西方、一个东方和另一个东方之间的交融和搏杀，我想也许它会重塑出一个多元化的东方，使这个世界更丰富，而不仅仅是东与西之间的二元世界。在这个巨大的全球化的漩涡里，我们不但要面对东西方，还要面对传统和现代，世界的主流和非主流之间的问题。我曾经对一位日本朋友说，你们应该把钓鱼岛给我们，因为中国的历史太痛苦了；他说，我希望这座岛不存在，这样就和平了。我想这是个寓言，当我们绝对占有它的时候，正是它不存在的时候。今天我们讨论得更多的不是东方，不是我们自己的绝对身份，我们更愿意谈论的是那个未被占有、始终存在的困惑。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需要感知当下的世界以及明天，它是什么样的，它会走向哪里。也许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总会达成谅解，即使是一种庸俗的谅解，或者反之，一种庸俗的对抗。我们的小说是给中国人看的，还是给西方人看的，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乎这件事，有人要争论。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被错误地翻译，因为错误地翻译小说中的某一句话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这恰恰可能是屠杀的起因。

　　西方曾经并且一直带着它的叙事方式，来到了东方。这种叙事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除了技巧上的重要性之外，叙事本身的善意，它的道德约束性，一直是重要的探讨话题。我想作为一个作家，在东方和西方的位置上，是最值得自重的。因为我们是跨越了人类最大的族群障碍——语言，而获得了一种相互之间的认知。假如连我们的之间的叙事方式、我们之间的情感，都可以互通，东方理解托尔斯泰也理解莎士比亚，甚至可以信仰共同的神。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全人类互动的叙事，放在写作者的眼前，它会超越政治和哲学，它会消弭掉人类之间的误读。虚无主义者也许会说，这种误读是永远存在的，人类是无可救药的，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毕竟揭示了文学的进步意义，文学不是后知后觉的，两百年前的优秀作品仍然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地，当东方掌握了这种叙事方式之后，它启动了一个重塑自我的行动，并非因为西方的凝视，而是东方自身的需求。我想，这种重塑是不能离开文学的。也许我一辈子只能书写一条肮脏狭小的河流，但在这条河流的倒影中，一定有巴黎或莫斯科，有巴比伦或君士坦丁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