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为夫报仇追凶17年:没法满意警方效率

25.11.2015  16:37

 

不出门追凶的时候,李桂英在家带孙子,洗洗涮涮做些家务。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摄

■ 对话人物

李桂英,女,59岁,河南项城人,十七年前,李桂英的丈夫齐元德被同村的齐金山等5人伤害致死,5名嫌疑人销声匿迹。李桂英从此踏上追凶的道路,十七年来,她辗转十几个省市,根据李桂英提供的线索,5名嫌疑人已经有4人归案。

■ 对话动机

11月23日,李桂英接到项城市公安局通报,该局已成立专案组,对在逃的齐阔军进行追捕。但李桂英说,她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她心里有个感情账的账本,十多年里,她欠孩子,欠亲戚朋友太多。她说不能原谅那些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我心里有个账本

新京报:你十七年追凶的事情引起了很大关注,现在案件有进展吗?

李桂英:昨天项城市公安局派人来了,说公安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全力追捕在逃的齐阔军。我们希望齐阔军能够尽快被抓捕归案。

新京报: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李桂英:我不知道咋说,假如不是媒体关注,他们会这么快行动吗?那么多年,我往公安局跑了多少趟,我都记不清了,不一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吗?想想这么多年的经历,我高兴不起来,我没法说满意。

新京报:在追凶路上,你走了十几个省市,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李桂英:2000年,我去北京找齐海营,当时在那里呆了一个月,不舍得住宾馆,就在一户人家的平房屋檐下住,那家人让我住了一个月,没有赶我走,那时候我带了泡面,每天吃泡面,那家人还给我提供开水。还有一次去云南昆明,在一个郊区农村,一个老人家让我住她家里,对我像闺女一样。还有去新疆乌鲁木齐,一户人家管我吃住一个礼拜,临走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有五个孩子,还送给我一大袋的衣服,我们家孩子穿了两年。路上遇到的好人这辈子也忘不了。

新京报:你都是一个人出去吗?

李桂英:和别的男人出去,怕说闲话,有时候会带二儿子出去,他个子高,有灵气。有一次去北京,感觉一定能抓到齐海营了,我就带老二给我壮胆。他那时候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为追凶花了多少钱统计过吗?

李桂英:钱不是重要的,钱花了可以再挣啊,但是我心里的账本不是钱的账本,是感情的账本,因为追凶,我的几个孩子跟着我受了不少苦,我的亲戚朋友帮了我多少忙,这个感情账对我来说是最重的。

放不下几个孩子,更放不下他们的爸

新京报:你的几个孩子很争气。

李桂英:五个孩子,四个考上了大学本科,三个孩子还考上了国家单位,他们很争气,也是我的骄傲,但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欠他们的啊。他们几个读大学的时候,每个人每个月只有一百块钱的生活费,一百块钱只够每天吃一碗面条。特别是我家老二,为啥没上大学,因为没条件。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学,我追凶也需要钱,所以要留下一个人挣钱啊,我就劝他不要去上学了,留在家里帮我挣钱。我认为他聪明,个子长得高,可以担当起一个家了。

新京报:孩子们怪过你吗?

李桂英:他们小时候也会觉得委屈,当时我把家里做钉子的机器交给老二管,让他做钉子,我就去新疆找几个仇人了。我是冬天回来的,一进院子,就看到老二站在机器前,正在往机器上擦油,满手满身的油腻,两双小手长满了冻疮。老二看到我就哇哇大哭,对我喊,妈啊,我也不做钉子了,我也要去上学。

新京报:那么苦,为什么还要坚持去追凶呢?

李桂英:放不下几个孩子,更放不下他们的爸,好好一个人没了,凶手也跑了,没人管,觉得孩子他爸爸冤。

新京报:为了孩子,你没有想过放弃?

李桂英:没有,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到处跑着找凶手,他们也习惯了,长大以后,他们更理解我,比如老大和其他几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二在家帮我挣钱,老大工作之后,就支持老二去学习技术,现在老二也在考学历。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我。

新京报:一直在想着丈夫的好?

李桂英:忘不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帮一个窑厂拉土,晚上快十一点了才回家,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泥沙,一见我就递给我一叠钱,说他一天拉了十六车的土,这是今天工钱,你收着。我心疼,就让他把钱留下买件衣服,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我了。他对我很信任。

新京报:丈夫去世以后,你的生活改变很大。

李桂英:最大的改变是没有人关心你了,遇到难处,遇到啥事儿连有个人商量都没有。2000年除夕,我去二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要钉子钱,当天下了大雪。我钱也没要到,回到村子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当时雪太大,没法骑自行车,我是推着自行车回来的,路上走了四个小时,脚上的棉靴湿透了。走到村口,我都累得走不动了,我就想啊,假如孩子他爸在,肯定来接我了。想到这个,我站到村口哭,到了家里,也不敢让孩子看到,就在被窝里蒙着头哭。

新京报:从来没有想过找个人分担压力吗?

李桂英:几年前,我大儿子给我提过,给我找个伴,但我拒绝了,为一个人坚持了这么多年,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也没那必要了。要对得起死去的丈夫。

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比凶手更可恶

新京报:现在,5个嫌疑人已经有4人归案,他们被抓捕以后,你和他们有接触吗?

李桂英:在法庭上见过,审判齐金山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在法庭上,齐金山显得很厉害,他骂我们,说出来后要杀了我。还骂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一点悔意也没有。

新京报:他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死缓。

李桂英:我不满意这个结果,他逃了这么多年,并且一点悔意也没有,他们的家人也从来没有给我们道歉。虽然说现在司法环境变了,少杀慎杀,但他认罪态度很差。

新京报:假如齐金山认罪态度好,你的态度也会改变?

李桂英:我最近看了个新闻,一个年轻人杀了人,出狱以后骑行几万里赎罪,假如他(齐金山)也做到那个年轻人的一半,我们一家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

新京报:你说过还要追究其他人的责任,比如当年帮齐海营修改身份信息的人,现在公安部门回复你了吗?

李桂英:现在还没有回复,不能就这么算了,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后果,假如警方不去调查,我们也会自己调查。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些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比凶手更可恶。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这背后是一条人命,是一个家庭。假如有些人为嫌疑人提供了方便,嫌疑人给了多少好处,我加十倍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好吗?

新京报:公安部门回复说有些事情是因为疏忽造成的。

李桂英:就算是疏忽,就可以被原谅了吗,就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吗?他们疏忽了,我们的案子就一直拖下去?我的丈夫是由我来追凶,假如被害的人是一个孤儿,怎么办?不了了之吗?

新京报:还有人说,耗费这么多精力在追凶上,不如安心好好生活。

李桂英:有时候怨恨就像滚雪球,开始我就想着替丈夫伸冤,恨的是那几个凶手,后来去司法部门,跑了很多次,不解决问题,态度冷漠,他们有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我就开始对一些部门不满意。再想想那几个凶手逍遥法外,我心里就更难受了。在追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人一些事,让我更加怨恨。我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凶手找到,追究一些人的责任。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张维 河南、北京报道